□ 韩青

    近来读安娥，有一波三折的遭遇感。起先是从一则轶闻里偶悉安娥的传奇，继而因为眼下影视谍战剧有各等才女、美女、知性女人的身影频频出入，想着这个中共女特工安娥被授令去策反著名文人田汉，其文采文风让田汉一见倾心，又于那轶闻里看到几句她谈涉及自己的男女情事，直白坦荡如局外人，竟不免好奇她的著作了。找了几所大学里的图书馆，未果；幸而网上有冷僻书卖，终于购得一套《安娥文集》。

    原来这安娥的见识之高远，视野之辽阔，襟胸之宽广，莫说让田汉倾倒，就连旷世才子郭沫若，也想听她对历史剧的意见。而从她评论类文章看，其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放在今天，也是罕见的女界伟丈夫。比如她评说传统戏《孟姜女》的秦始皇，角度分为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民主政治历史两个不同方向，以此论其统一六国，各有利弊，而孟姜女则只是一个，纯粹是男权社会对占有妇权的想当然。再比如谈及《华容道》里的“义”字当头的关公，她认为若以史实而论，不过是利益集团制衡的默契。

    平心而论，燕赵才女安娥的见地虽高妙，文章未必篇篇都好。《安娥文集》上中下三册共计两千多页，文体包括歌词、诗歌、诗剧、戏曲、话剧、歌剧、小说、随笔、评论、报告文学、翻译作品……战地烽火时代与建国初期的写作，多是应时应景之作，有时编纂者为反映某种史料，连她写稿被退的退稿信也附上刊出。然而，却没有我想看的那篇访谈，只在书后的“安娥年谱”里提到访谈的刊出———“安娥阐述了自己对转型期社会中爱情与婚姻问题的看法”。文集编纂者即是安娥与田汉的儿子田大畏，从《前记》里看田大畏的编辑原则，不录此访谈，大抵有为长者讳之意吧。

    东搜西找拼读史料，总算大体了解到田汉与安娥、林维中的纠葛，是至1946年由林维中索要三百万协议离婚告一段落，高潮戏却在此后一年，田汉与安娥到台湾，林维中闻讯后也赶到台湾发表两篇文章，田汉以恶劣心绪回应了一篇《告白与自卫》。这场长达十多年的三角纠纷，从桂林、重庆，闹到上海，又闹到台湾，属于当时社会新闻里的超级绯闻，文化界更是一片哗然。

    感谢敬业的媒体前辈们，《新民晚刊》记者访谈《田汉罗曼史女主角安娥谈恋爱问题》，让人们看到如此情景下的安娥，淡定而认真地回答提问，经过思考，也经过实践，比如这几句：

    “我很愿意能通过这场纠纷，和朋友们讨论几个在转型期里的恋爱问题。因此，我想最好能不涉及到人与事，而只谈原则。”“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在一个自觉的人群里，假如在感情上发展得不正常或者说处理得不得当，干脆说它是三角恋爱吧，我觉得这种感情是不好的，而且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应该由其中的一个人来负责。往往听见人说：爱情的不幸是双方都没有罪过。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论调恰恰可以鼓励当事者的某一方面，不负责地玩弄对方。”“发生这种纠纷以后，较弱的一方面———女人，总离不开争与吵两种手段。这种手段，我并不反对，因为在今天这种社会，男人享有较多的自由时，如果女人不争不吵，那无疑是默认地鼓励男人去随心所欲了。不过我觉得争吵是可以，却一定要有原则和立场，而不能是无理取闹，要争取是非曲直，而不是争爱情的获得，和人抢夺。因为爱情是建筑在合理生活上面的，这是无法争的。由于争，或者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那么吵呢，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是弱者，因此，吵便成了女人唯一可怜的反抗方法，一种痛苦的斗争武器。”

    作为女人，这里有她对林维中的体恤，作为尴尬于其中的当事人，安娥情感包容的力量则另有一种面貌，尤其，当记者问她眼前如何应付：“无所谓应付。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技术应付得了的。我觉得一切应该听随田先生，我丝毫没有意见。不过，我觉得我们对待任何事情，必须有个是非的公断，而且这公断是根据真理而判明，不能因人而异，而允许有所例外。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声明的：有些朋友时常说，‘请不要扰乱田老大吧！’我要说的，也就是，扰乱田先生的不是我，而是田先生自己，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是因为他这一分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同一年，安娥写下长篇散文《我想白薇》。当时著名女作家白薇缠绵病榻，但她坚拒前夫杨骚的救助，众人皆不解，唯有安娥一边发起救治募捐，一边写道：“我相信，白薇脑子中的战斗营垒的现实，比真实的战斗现实要纯洁得多，崇高得多。”此文当年即被视作中国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然而如今却极难查寻了———女人真正的独立精神，总是被排列在现实生活之外———看现在遍布卫星电视各频道的相亲秀，这个消费时代对女人培养的不是独立，而是对男人的挑逗和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