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当理论的水流入政治的渠道里时，共产党的建立就是水到渠成了。1921年，就是那样。

    因为年轻，“一大”会议上那些激烈的争论，在隔了90年后，依然从嘉兴南湖湖面上清晰传来：“共产党员能做官吗？能———不能———”

    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相信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但历史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代表们开了一个大的玩笑。

    2011年3月21日下午4点的嘉兴南湖，蒙蒙细雨悄无声息下得正紧，湖边见不到几个人，雨丝落在平静的水面上，泛起小小涟漪……

    南湖东岸，便是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从空中俯瞰，整体建筑犹如一枚巨大的党徽。湖中心有岛曰湖心岛，岛上烟雨楼，与纪念馆隔水相望。

    南湖还是“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南湖，烟雨楼还是让乾隆皇帝迷恋得非要在承德避暑山庄仿建的烟雨楼。90年过去了，几个世纪过去了，她们还静静地存在着，一直这样。

    然而，90年前某天的一次会议之后，南湖却不是原来那个南湖了。

    那天下午也在下雨，只是没有人记得雨大还是小。

    “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

    从纪念馆去湖心岛要坐船，船票60元。记者同一队集体参观者乘船同行。

    水波荡漾中，一艘穿越了90年的游船就在前面———

    一名年轻的女子正端坐船头，清秀温婉。一张鹅蛋脸，让人平地生出愿意与她接近的感觉。可她的眼神却有些怪，悠闲中透着警觉。

    这不是王会悟吗，李达的爱人。

    她好像是在放哨———喔，90年前的某一天，前面那艘船里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那艘船是王会悟让鸳湖旅馆账房先生给雇的。

    那是一艘丝网船，属于中号，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船中间有一个大舱，大舱后面是一个小房间，放得下一张铺，上面有漂亮的席枕。

    现在它的模型，安放在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入口处。

    还得回到1921年8月初，具体是哪一天，现在都已不可考。只知道那天早上9点左右，从上海乘坐早班火车赶到嘉兴的“一大”代表们，来到城内张家弄的鸳湖旅馆落脚。早到的王会悟订了两个房间，让他们洗脸吃饭。

    张家弄原是条小弄，石板路面，长约300米，宽仅数尺。在那时，这里是服务行业的中心，戏院、茶楼、酒肆、浴室一应俱全。

    鸳湖旅馆是当时比较讲究的客栈，前后两进房子，中间铺方砖的天井上面罩着个玻璃天窗。旅馆的客房用“福、禄、寿、禧……”等字样依次编排。

    可惜这一切如今都已找不到，记者去时，张

    家弄早已拓宽为大马路，鸳湖旅馆也荡然无存。倒是制作的复原模型放在纪念馆的二楼。

    那天，王会悟挺开心，她雇了一天的船，船费才4元5角，细心的她还准备好中午的一桌酒菜，连小费共花了8块银元。

    那天，是“一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经快11点。他们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游船。

    在那艘飘摇的游船上，他们将完成在上海未竟的议程。

    90年后的现在，一艘仿制的“丝网船”正静静地停在湖心岛岸边。

    一切都与90年前相似，船舱内依旧放着一只烟榻，上面挂有四扇玻璃挂屏。旁边有一张八仙桌，还有凳子。在这艘根据王会悟和董必武回忆仿造的船里，缺少的只是那压抑的口号声。

    90年前，“一大”代表们以游湖为名，也是让船主把船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僻静的水域，有二百米远。

    就是眼前这个模样，这个距离。

    时空转换———

    那天的中午，代表们就是挤在这张八仙桌上吃饭。桌上放了一个圆台面，十几个人吃饭也不拥挤。

    王会悟没有一道吃午饭。“我一个人坐在船头上。”

    那天的湖面上很热闹。五条船中，有一只是城内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处有留声机唱京戏。

    王会悟带了一副麻将摊放在代表的桌子上，以做掩饰。

    坐在船头的她，感觉不对劲了，就敲敲船舷。船舱内立刻会响起麻将块碰撞的声音……

    那个下午，代表们讨论了事先起草好的宣言，大约1000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信念和立场。

    他们离开游船时，湖面上已经是暮霭沉沉。

    女校里住进男代表

    去嘉兴，也是无奈之举。

    “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可就在最后几天，代表们遭遇了最危险的经历。这距离他们住进上海私立博文女校还不到10天。

    王会悟对这次经历非常清楚，代表们在上海的住所，就是她安排的。

    1921年6月底，王会悟和李达新婚才两个多月。那年她23岁。

    作为一个出身书香门第、求学女校的进步新女性，“五四运动”后王会悟便只身前往新思想弥漫的上海。

    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茅盾。按辈分，王会悟还是茅盾的表姑。

    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的那年，王会悟邂逅了李达。

    进步的王会悟自然熟悉丈夫所做的事情。她见了来到上海的毛泽东等十多人，把他们安排在博文女校住下。

    安排代表们的住宿、会址等会务是丈夫交代的任务，这种事情，自然还是女子做比较好。

    之所以选定博文女校，是因为王会悟和校长黄绍兰熟识，女校放假了，也有空余的房间。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开研讨会为名，王会悟租下教室。

    博文女校是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楼房，王会悟买来草席，铺在第二进二楼教室地板上，代表们席地而睡。

    不过，开会的地点又成了难题。在女校里开会当然方便，但两个外国人和一群男客出入女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

    1921年7月23日是个周六，天渐渐黑了下来。

    法租界望志路当时是条闹中取静的马路。暮色里，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闪进十几个黑影。

    这幢房子是李汉俊的兄长、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居所。李书城不在上海，这里离女校又近，便被选作开会场所。

    90年后的2011年3月23日，这栋二层小楼被脚手架和绿色的纱网完全遮挡。房子早已被辟为“一大”会址纪念馆，为了纪念建党90周年正在修缮，暂不对外开放。

    隐约透过绿纱网，倒是能分清正门和后门。当年，王会悟就是在这里，一次次打开门，把代表们迎入一楼最大的房间。

    会议很随便，先来者先坐，不讲究座次排序。王会悟在门口放风，监视可疑情况。

    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给了张国焘一个绝好的机会。24岁的张国焘展现了他的交际能力，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主持大会，他提出三项议题：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

    7月30日晚，天气闷热，雨却怎么也下不下来。

    一个陌生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闪出，狐疑地朝会场环视。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说。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回答。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着腰，匆匆退出。

    国际代表马林是个机警的人，他认定这个人是个“包打听”，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头散开。

    果然，不到十分钟，几个中法侦探、全副武装的法国兵和翻译便闯了进来。横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密探是如何知道这里聚集了“危险思想”分子的呢？这和接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马林有关系。

    这个出生在荷兰职员家庭的“赤色分子”来头很大，是共产国际“二大”执委会委员，来中国后被秘密监视。

    翻箱倒柜足足检查了两个钟头，也没有发现什么。

    “看藏书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

    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临走前，法国侦探微笑着对陈公博讲。

    这样一场变故发生，上海是呆不下去了，去哪里开会才最合适呢？

    “可以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旁边娇小的妻子开口了。她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南湖风景幽美，游人少，好隐蔽。

    代表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好？”

    在这些代表中，灿若星辰的“南陈北李”却未参加“一大”。

    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集校舍经费奔走，一时走不开而未参加。关于李大钊的缺席，现在一种最主要的说法是，他当时作为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负责人，因忙于领导索薪斗争而抽不出时间。

    而实际上，北京小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

    “当时出席的人……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另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

    而著名的“南陈”，当时是很有些狼狈的。

    陈独秀自从被保释后，他就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离开北京必须汇报。

    1920年2月，北风呼啸的阴历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

    一辆骡车从北京朝阳门南下。一壮年男子跨在车把上，头戴瓜皮小帽，携几本账簿。车内一中年男子头戴毡帽，身着厨师背心，满是油渍。料峭的寒风中，骡车向着天津急奔。

    车上的两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号称“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之前，陈独秀和李大钊交往甚多，但他们从没有过如此长时间却又深入的交谈。

    “到了该建立共产党的时候了。”在这辆破旧的骡车上，两人讨论建党之事。

    一路无人盘问，陈独秀安然脱险到达天津。李大钊即刻购得船票，陈独秀逃往上海。

    到上海3个月，陈独秀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危险”思想、联络进步人士。结识陈独秀不久的李达、李汉俊等都参与了进来。

    这年春天，一位身份特殊的俄国客人拜访了陈独秀。

    来人正是俄共(布)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这个化名为吴廷康的“中国通”还带来李大钊的一封引荐信。

    李大钊对维经斯基此行介绍得很清楚：代表共产国际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况。

    实际行动很快就在这次会面后展开。

    1920年6月，一群“思想最激进、思维最活跃的中国人”在维经斯基的参与指导下，酝酿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好？叫“中国社会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又是一番争论。

    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就叫共产党。”

    随后，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等地陆续建立。

    台子搭建好了，名字起好了，大戏就该上演了。

    “一大”会议上的争论

    因为年轻，也正是因为年轻，“一大”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争论。

    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一大”的15人（13名代表与共产国际2名代表）中，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

    巧合的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是所有人的平均数：28岁。

    会议最初，气氛是平静的，后来，就开始了争论。

    在第一个纲领中，第14条比较特殊。在俄文译稿中，表述为：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和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制。

    想不到这个问题，竟引起了激烈的大辩论。

    陈公博主张可以，他当时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陈独秀更是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这类的大官。他们认为共产党员做官没有危险，还建议挑选共产党员做国会议员，但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第三次会议没有争出结果，第四次会议上的辩论更激烈。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共产党变成黄色。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

    而另一方认为，利用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取得成就。

    至于党员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但可允许共产党员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问题最后被推到了张国焘面前，他也拿不定主意，便让毛泽东、周佛海“把大家的发言都记录下来”。这次会议暂时不作结论，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空前的开放氛围弥漫在“一大”召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人都在争论，谁也不愿轻易让步。

    无法预测的命运纠结

    私下里，几位代表彼此之间的评价，也有些微妙。

    在王会悟的回忆录中，她认识的张国焘“星眉剑目、能说会道，灵活且活跃”。

    张国焘对李达有这样的评价：“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刘仁静则是“埋头于书本的青年……逢人便滔滔

    不绝地说教。”

    张国焘对陈公博似乎有些微辞：“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大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圆滑乖巧的张国焘还从李达、李汉俊处，察觉出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李达)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

    陈公博对张国焘的印象也不见得有多好。

    “张国焘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陈公博听了这句话黯然不答，“心想……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

    陈公博还认为张国焘“不免趾高气扬，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记者注)马首是瞻……”

    对于这一点，张国焘倒有说法。他说自己对马林“也只将他当做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请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

    “一大”上，张国焘很活跃，而毛泽东表现得稳重而沉静。张国焘是大会的主席，毛泽东只担任记录，且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党组织情况。

    虽然交流不多，张国焘觉得“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争吵而开放的“一大”结束了，开得默默无闻，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些人真会创造奇迹。

    可历史在创造奇迹的同时，也跟这些人开起了玩笑。

    “一大”代表中，陈公博和周佛海一生多变，脱党后投入国民党，成为大员。但此后却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二号、三号大汉奸，最终难逃一死，一个被枪决，一个病死狱中。

    张国焘后来投靠国民党,成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敌人。82岁在加拿大老人院离世。

    如同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一大”那时，毛泽东还未完全崭露头角。王会悟和丈夫常见“白面书生”样子的毛泽东在博文女校走走想想，挠首寻思。李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苦心思索，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的人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殊不知，他正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