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你是领导人，你比我资格老，但我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这就是我要和你辩论的原因。”建党初期的几年时间里，弥漫着一股开放、自由、平等的争论风气。这股民主争论之风，就如陈独秀所说那样：“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

    一条寻常巷陌，宁静雅致、绿树成荫。广州恤孤院路后街31号，只留下一段平平常常的红色墙基。

    这里是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88年前那栋独立二层民居，早已在1938年的日军轰炸中消散。

    记者站在门外，遥遥听着屋内激烈的争论声。

    “不能把工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国民党。”这好像是蔡和森的声音。

    “我强烈反对你的意见。”另一个女声传来，比蔡和森的声音还高。

    这是向警予的声音。

    如果不是熟读这段党史，还以为是两口子在吵架———蔡和森和向警予是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革命夫妻。

    可这是在中共“三大”的会场上。

    夫妻俩在“三大”上吵起来

    那个年代，因为某人的领导地位而隐藏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难以做到。在观点立场、政治主张面前，上下级领导和亲疏友情都被放在次要位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那所寂静的二层民居里召开，会上，代表们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这次争吵的原因，是关于共产党是否加入国民党。

    会上，蔡和森和向警予这两口子竟然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

    向警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一致，她和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

    这样针锋相对的意见，经常发生在“三大”九天的会议上。

    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关系最特殊，他俩不仅是战友，还是夫妇。

    23岁的向警予在1918年拜访北大校长蔡元培时，结识蔡和森，爱情在一年多后的赴法旅途中萌发。但这对革命伴侣在“三大”上持不同观点，各不相让。 

    “蔡和森和他爱人散会后回到住处，

    还争论得相当厉害。”代表徐梅坤后来回忆。

    而这种公开、开放的争论氛围弥漫在“三大”上。

    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认为：如果中共不加入国民党，急于寻求盟友的苏俄将一事无成；而全国仅有420名党员的中共也不可能有多大前途。

    中共在“二大”上就争论过国共合作，但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

    最后，陈独秀无奈地被强势的马林说服，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问题，拿到“三大”上讨论。

    但“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

    这个问题虽有马林和陈独秀的明确主张，但代表们并不因为这两个人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徐梅坤回忆。

    陈独秀做的“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遭到了16票的反对，仅以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

    陈独秀、李大钊尽管身居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委员高位，却无法逃避代表们的质问、责难。

    杨明斋一向崇拜陈独秀，但“三大”后，他指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陈大闹一场，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

    “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在后来的北京党员大会上，又展开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李大钊在会上报告称：自己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

    有人问：“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也有人问：“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

    “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复的，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

    党代表。”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讲，有人说：“李守常（李大钊———记者注）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

    相对于李大钊的身份，这是句很不客气的话。

    那个年代，因为某人的领导地位而隐藏自己的意见，很多人难以做到。在观点立场、政治主张面前，上下级领导和亲疏友情都被放在次要位置。

    “反对派”高票当选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当时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还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

    其实，早在“一大”之前，李汉俊就和陈独秀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事实上，建党后的几次中共代表大会上，很多问题都是在广泛讨论中解决的。

    当时，李汉俊认为陈独秀起草的党章是搞中央集权，很不满意。

    他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且在“论战”中提出两点：中央集权会流于个人专制，会被野心家利用作恶；而中国过去都是专制，中共新中央如果集权制的话，会流于覆辙。

    陈独秀大发雷霆，甚至为此批评同在上海的李达，说上海的党员在反对他。

    到了最后，陈独秀的主张还是主流，党内多数党员都对此赞同。

    意见不统一，争执不下时，李汉俊愤怒地辞去了陈独秀让他担任的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的职务。

    接替者正是见证两个人不同意见的李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李汉俊的观点未必没有合理性、参考性。另一“三大”代表何孟雄的观点与李汉俊颇为相近，他曾和中共中央局成员罗章龙有过一番争论。

    “中国革命命运，固然应由群众自己掌握，但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何孟雄说。

    而罗章龙相信，只要大家意志统一坚

    强，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出现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也不会是难事。

    但李汉俊和何孟雄的结局却不一样，何孟雄入了党，李汉俊却和党脱离了关系。

    年轻的共产党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向导》上，曾刊登过张国焘与瞿秋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先驱》上也曾发生刘仁静与施存统关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系的直接辩论。而一场理论与实践哪个重要的争论，也曾发生在建党初期。

    对这样的争论，张国焘表示认同，并评价说，那时候不会因为不同意见而给同志扣上“政治”的帽子。

    事实也是如此。

    在几次大会上，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能得到党内宽容对待，而不是承受高压政策与组织打击。

    蔡和森是坚决反对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反对派”代表，态度坚决、屡屡“开炮”。但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蔡和森仍然获得了40票中的37票，高票当选。

    那时候，这种在公开场合、公开方式下大小的争论，印证了参与者开放、宽容的心态。

    “对中共早期会议出现的争论现象，要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解读。一大、三大有较多的争论，一是许多理论不清楚，争论难免；二是全国共产党员没有多少人，秘密地存在，没有可支配的资源，官本位之类的东西未形成。所谓的书记，也就管这么多人，可支配的资源很少，真正权力在共产国际。”山东省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福记认为。

    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张国焘，陈独秀批评他的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会上，陈独秀还指出自己的错误

    鲁迅和陈独秀、胡适都有交往，对比他们两个人，曾经写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评价文字。

    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评价陈独秀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作为文化思想界星辰的陈独秀，与连任五次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背负的是不同的评价。

    作为老友，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总结：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尽管陈独秀被看做性格倔强，脾气暴躁，但更多人佩服他的光明磊落。李维汉就曾称陈独秀是“党内少有的不搞阴谋诡计的人”。

    在多年的工作中，很多人曾强烈反对过陈独秀，公开辩论、拍桌子发火或不欢而散。

    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敢于面对代表对他提出的激烈批评，气氛非常热烈。

    其实，在中共“三大”会议上，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大会报告中，陈独秀一连批评多个地区的工作。“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陈独秀还指名道姓对代表提出指责。比如对张国焘，陈独秀批评他的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也检讨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指出问题所在：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陈独秀还指出自己的错误。

    作为党中央的“一哥”，就拥有绝对的

    权力？不，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至少党的“三大”，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三大)选出五人中央局，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罗章龙在后来的《椿园载记》中记录。

    针对中央委员会组织不完善、机构不健全，缺乏工作程序等情况，“三大”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其后，润之因事赴湘，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从一九二三年九月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连署。一般信件则仅署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是有变动。”罗章龙回忆说。

    现在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罗章龙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T.S.Chen，这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Dshan-Lung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根据这一组织法的规定，中央的所有函件，都要由陈独秀和秘书两人签字才能生效。这种党内法规，对约束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就在争论激烈的“三大”开后的第二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

    附：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张国焘《我的回忆》

    罗章龙《椿园载记》

    陈公博《苦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