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在受聘当天的座谈会上,总理总结道。
这句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让这个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57岁的李烈曾收到过朱镕基总理的亲笔回信,也曾见证温家宝总理给自己学校挥毫题词,但从未想过自己会走进中南海,并成为国务院参事。
4月14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这位校长在中南海紫光阁,从温家宝总理手里接过国务院参事聘书。与她一起从总理手里接过聘书的,还有其他7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
这位新参事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总理与他们座谈时所提的:“讲真话”,“听真话”,“多调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找自己谈话之前,李烈对“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不清楚。她只是隐约觉得,参事一般都“年龄比较大,层次特别高”,都是家庭有点背景的人物,或者是某个行业非常突出的“国宝”。
根据国务院参事室提供的资料,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发电报指示:“应成立类似参议室的咨询机构,以吸纳上层党外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这封电报见证了中国参事制度的开端。
当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室成立,前政权留在内地的上层人士,经过周恩来亲自遴选任命,被吸纳进人民政府。一时间,长袍马褂、西装革履与军装、中山装、列宁装一起出入于中南海。他们的办公室距周恩来办公地中南海西花厅只有几步之遥。
62年后,国务院参事的队伍,从首批的32位壮大到58位,前后则有200多位。李烈所受聘的国务院参事室,从“文革”起便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公。
正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熙的建言,使李烈有了成为国务院参事的机会。
4月14日座谈时,听到温家宝总理一番话,李烈明白了自己成为参事的原因。这一天,总理再次引用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我们这些常年在教学实践第一线的小学老师,不就是在‘宇下’和‘草野’吗?总理和参事室看重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实践。”李烈说。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更触动李烈的,是总理接下来讲的一句话———“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李烈获得过一个小学教师和校长所能获得的各种耀眼的荣誉。但这面在小学教育界资深的“旗帜”,也深知讲真话的不易。多年前,她曾当着一位中央领导的面讲真话,讲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得罪了不少人。
程熙是爱国将领程潜的女儿,此前在调研时,她经常听到“现在的基础教育特别糟糕”的感叹。这时,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几位毕业生家长向她推荐了李烈。
老人在听了李烈和学校其他老师的课后“非常感动”。她认为李烈这样的优秀小学校长,“在小学教育领域有思想观念、有社会责任感、有科学教育理念和方法”。
调研结束时,老人告诉李烈,她回去要给总理写封信,对目前的基础教育建言。
而发现问题,充分调研并及时建言,也是国务院参事室的传统。
上世纪50年代,参事室的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
国务院参事室认为,当年参事们反映的问题“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种“参考”的价值,不仅国务院成立参事室,地方政府也成立了参事室。参事室里这些接过聘书的人,统一被称为“政府参事”。而政府对他们的要求是“讲真话、察实情”。
这种要求在4月14日被再次提出。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参事们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求升官,只求能做点事,我们不怕对领导说实话”。国务院老参事沈梦培说。
但新人李烈坦言还没做好准备。就在她被聘为参事当天,河北一个青年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他便打电话给李烈,说自己上访了两年多,问题依旧没得到解决,他给李烈寄了一封信,希望李烈能把信交给总理。
李烈最近根本没时间去调研,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她也很清楚,作为国务院参事,不能对这封信不理不睬。“我只能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然后第二天下午汇报给参事室。”李烈无奈地说。
而在两年多以前,温家宝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明确提出新时期参事室工作要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参事的职责原来只是“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从此又增加了“民主监督”这项新任务。
李烈的一位前辈参事曾说过,“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最底层。”这位老参事援引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这句话。
“我先保证一点,讲真话”
4月17日,温家宝总理座谈时的讲话内容正式发布。从国务院参事室传来的消息是,讲话非常受参事们欢迎,尤其是其中提到的要“借鉴历史知识和国际经验”。
在李烈等新老参事面前,温家宝再次强调,“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
这已经是他第5次同参事、馆员交流。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知者尽言,国家之利”。
陈进玉在总理座谈结束后,专门找到李烈,跟她交流如何兼顾国务院参事和小学校长这个双重角色。
“参事建言当慎之又慎,必须说真话、道实情,这是一条底线。”陈进玉曾这样说道。在他看来,讲真话是政府参事工作的生命线。
在中国政府参事制度的发展历史上,也的确有参事为了讲真话而不顾生死。
1979年,民主党派人士郭崇毅时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曾在农业合作化中因反对浮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刚平反不久,从劳改农场回家还不到两年。
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郭崇毅经过周密调研后,写出报告支持“包产到户”,并尖锐地提出:长期搞下去,怎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
妻儿亲友都劝吃过大亏的郭崇毅,不要往枪口上撞。但郭崇毅毅然赴京上书,并在列车上写下“敢献刍荛兴盛世,岂因风雨作寒蝉”的诗句。
他的报告几经周折送到了中央领导人手中,中央领导同志给安徽省委打电话支持安徽农民的首创精神。后来,中国的农村改革迅速拉开序幕。
1986年,恢复任职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率先提出执政党要讲廉政、反腐败的建议。很多人劝这位曾担任国民政府司法部次长的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不要做那只早上叫第一声的公鸡,但参事只是一笑置之。
“就像陈云同志讲的,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需要有一批头戴瓜皮帽、手拿旱烟袋、经常踱方步的人,开动脑筋,善于思考,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2009年2月,在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这样讲道。
对这些历史,李烈并不清楚。但是她知道,国务院参事室的内部刊物叫《国是咨询》。
对“国是”两个字,对跟教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烈来说,她眼下的“国是”就是“基础教育”,有了国务院参事这个身份,她可以通过这个“直通车”,直接面对总理建言献策。
李烈最想提的是减轻孩子的负担。在她看来,这个问题总理能想到,但更多的数据、孩子的负担具体重到什么程度,总理不一定知道,需要她这样在教育一线的人跟总理讲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在受聘当天的座谈会上,总理总结道。这句话在打动李烈的同时,也让这个新参事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我先保证一点:讲真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这样声明。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