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任鹏

    秘密发展的中共在“三大”时，全国仅有420名党员；“四大”召开时，全国有994名党员。而中共中央创办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却在全国发行3万份以上，还有一种说法是，最多时到了10万份。

    于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个弱小的组织不仅没有被同化、熔化，反而在两年多时间里，骤增57547名党员。虽然没有握住枪杆子，但中共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宣传、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把强势的话语权牢牢握在手里。

    “党报党刊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当然，成长过程中也存在官僚主义、八股文，并不是每一步都成功的。但无论如何，党报、党刊最终需要贴近民众，最大限度表达民众的诉求。”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表示。

    党员不足千人党刊发行三万

    冬日里的一天，寒风凛冽。北京一家书店的店主突遭横祸：店里闯进几个凶神恶煞的巡捕，吵吵嚷嚷地把书店查获，理由是售卖违禁书籍。

    来者是当时军阀的人，“违禁书籍”指的是《向导》周报。这是1923年2月，《向导》创刊才几个月。

    共产党创建初期极为重视宣传。当时中共中央局有两部分工作，一项是组织，另一项就是宣传，分别由中央局成员李达和张国焘负责。

    在此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秘密主办了《共产党》月刊，首次公开“共产党”的旗帜。但仅出6期后便于1921年停刊。

    1922年6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中共“二大”决定创办《向导》周报。9月，《向导》在上海秘密创刊。这是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报。

    初生的《向导》最初由陈独秀、蔡和森担任主编，蔡和森在“二大”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由此可见，中共对《向导》的重视程度。

    对那位店主来说，虽然店里的《向导》被查封，他却没有蒙受太大的经济损失。

    “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即处罚印刷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公共租界严禁《向导》印刷发行，中共为这件事遭受了不少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现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上，是没有不崩坏的。”《向导》发刊词把矛头直指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目标。

    可以想象到的是，《向导》自然受到当局的百般阻挠和破坏。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后，印刷和发行更充满危险。印刷厂被迫设在偏僻的小巷，编辑部经常搬迁，躲避查扣和没收。

    犹如一个初长成的邻家女，《向导》的发行数量和对读者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数。

    1925年11月，共产国际收到驻中国代表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当时《向导》的印数超过3万份，这在全国刊物销量中位居前列。还有一种说法是发行量最高到了十万份。而十个月前，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仅有994名党员。

    中共为何从诞生起便如此重视宣传？

    “中共早期党员多有留学经历，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从自身体会来说更重视宣传的作用。”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认为。

    “中共中央认为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其(向导)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张国焘的话，颇能说明《向导》的作用，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等意识形态放在首要地位。

    “看不懂，这是一个什么向导？”

    但一封读者来信，打破了《向导》编辑部的平静。

    在1926年8月6日第166期“读者之声”专栏中，《向导》刊登了读者“冬原”的一篇文章———《豆腐涨价与向导周报》。

    “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冬原”笔下毫不留情，“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他们确实看不懂……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

    致力于思想意识形态传播的《向导》，和被启蒙对象之间，似乎没有对应好。

    “冬原”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向导》当时的定价是每份6分，但10文一块的豆腐对很多人来说是奢侈的，更别说花一家人几顿饭的钱去买《向导》。

    在给“冬原”的答复中，编辑部承认《向导》的贴近性和通俗化存在不足，但“《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

    这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无奈。事实上，《向导》无论是文风还是价格，面对的并不是普通工农群众，而是有文化水平、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特殊读者群，更直接地说，他们旨在拉拢中小知识青年。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曾在笔记中称：《向导》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和青年。青年团广州地委在1925年4月的报告中也提到：《向导》在广州只有知识者看。

    “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地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编辑部也明白，很多革命理论不可能被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广泛接受。

    “那时党刊主要读者群就是知识青年，但中共可以利用这些知识青年进行二次传播、分级传播。这样，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就可以深入浅出了。”冯炜认为。

    因此，选择知识青年和学生作为直接受众的宣传策略，显然更容易将思想意识形态传播出去。

    “宣传不如共产党，很可虑”

    《向导》大红大紫，却不是中共唯一的舆论工具。

    事实上，针对不同的民众阶层，中共创办相应的杂志进行宣传。

    一份1926年9月通过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展示了中共刊物的丰富多样性。

    决议案要求《向导》增加鼓动的性质，更要求“姊妹报”———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适应革命思想斗争的急需。

    中共还计划增加通俗的机关报《劳农》，主张给工农群众读者政治上的指导，使工农群众能明了革命斗争的状况及意义。

    此外，中共还有一份秘密刊物《党报》，并且“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

    理论刊物的创办也很有层次。比如，共青团创办《中国青年》、全国总工会有机关报《中国工人》、妇女联合的机关报则是《中国妇女》。

    为使各种出版物都能得到周到的指导，中共要求设立一编辑委员会，报告中央及各地机关报的状况，加以审查。

    虽然国共合作正在进行，但在宣传上，中共仍保持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曾坚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必须坚守组

    织独立、批评权独立的原则。

    而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强大优势也体现了出来。

    思想意识形态的传播、控制也需要一种捷径。简短而强有力的口号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向导》首先提出来的，但帝国主义、军阀都是舶来词，甚至诸如“实际”、“封建”、“左右派”、“列宁马克思”这些如今毫无特点的词语，当时很多年轻人也觉得新奇时髦。

    在中共的极力宣传下，很多新青年以阅读《向导》为时尚、时髦。“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慢慢深入人心。

    中共的思想意识形态宣传，也透过这些刊物，在两党合作中悄然向国民党渗透、影响。

    “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1923年底，中共指出国共合作中采取的组织和思想两种方式。组织上是“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政治上则是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

    《向导》等刊物的影响力从一位国民党青年的感慨中能看得出来：“我们这几年所看的刊物是些什么？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

    “国共两党相比，中共打了舆论胜仗。早期的共产党人是堂堂正正的，能体察民众疾苦，在让西方思想适应东方历史上，深谙其道，口号喊得响、主义亮得明。”冯炜说，“比如，最让工农感到实际的，在农村是打倒土豪劣绅，分土地；在城市是打倒军阀和压迫者。鲜明的口号、主张顺应了社会民众需求和潮流，这也是最大的贴近性。”

    冯炜介绍，国民党当时是合法政府，掌管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器，也有宣传部门、报纸报刊，但是宣传思路不明确，主张不合理，方针政策不明确，对民众的号召力不足。

    “党报党刊最终需要贴近民众”

    《向导》在大革命失败后结束使命，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二份机关报《红旗》在上海创刊，继续挥舞宣传的大旗。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极反动的时期，身受的一切痛苦丝毫未得解放……国民党政府本就是残酷剥削民众脂膏、压迫民众一切自由、以假改良手段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府……”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1930年8月2日，《红旗》停刊，共出版了126期。

    此后，《红旗日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红星》、《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先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直到1948年6月15日创刊《人民日报》。

    在严酷的环境下，《红旗周报》不能公开出版发行。为了掩护其真实面目，常以“实业周报”、“佛学研究”等假封面出现。

    “党报党刊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当然，成长过程中也存在官僚主义，八股文，并不是每一步都成功的。但无论如何，党报、党刊最终需要贴近民众，最大限度表达民众的诉求。”冯炜表示。

    中共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法，让蒋介石也感受到宣传机器和传播能量的威力。

    “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