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但除了大中学生，感受到节日气氛的人并不多。今天刊发的《谁助五四学生领袖官费留学———1919年傅斯年济南之行秘事》让我想到五四，颇有些今夕何夕的感觉。五四运动已过去快一个世纪了，再过8年就是100周年，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恐怕都早已作古，五四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仅是一个只留下半天假期的节日吧？

    当然，傅斯年一稿主要讲的不是五四，而是当年的官费留学。一个在学生运动中充当领袖的人可以通过重重关卡，顺利登上出洋留学的大船实属幸事。而这并非缘于一人的支持，而是当时整个山东省议会的开明。当时的山东省议会直接支持并参与了五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所以才会对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一路绿灯。

    我常想，当时的官费留学选拔出的学生真的个个是人中龙凤，那个入选比例应该比如今热门的公务员考试还小。而耐人寻味的是，出去的人不仅大都回来了，而且都成了大才，胡适、鲁迅、林语堂、陈寅恪、钱学森……当然钱钟书《围城》里写的方鸿渐之流另当别论。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也是存在留学热的，留过学的海归也的确比不留学的更容易得到重用。中国从那个时代开启的留学大门迄今都热烈地敞开着，留学、成才、镀金，来来往往，一个世纪下来，让人不能不感慨时代的变幻。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留学经历的狂热与回归是最能体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的。早些时候留学的人学成回国几乎都是香饽饽，现在，留学回来找不到工作的都大有人在了。

    留学变得容易了，但成才依旧不容易。早些时候出去留学的人回来成才率高，那是因为那时候的那些人出去之前就已经是人才。而现在出国留学的门槛低了，是不是人才您都可以出去，但成才还是靠自己。留学跟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能不能成就大师，也许留学前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