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高晓松醉驾案有了宣判结果：因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由于名人效应，这个判决对公众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普法宣传。

    除此以外，对高晓松的判决结果，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法治社会，公民作为相对于国家而独立存在的个体，其一切社会行为必须对法律和社会负责。因此，无论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在道德意义上，公民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赎者。

    在这一点上，高晓松和我们每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同样必须救赎他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守法公民。高晓松醉驾案披露之后，曾经有舆论说，像高晓松这样的公众人物，应该在遵章守法方面成为公众的表率，言下之意似乎是，既然是公众人物，其道德水平就应该比一般公众高一些。在一个以平等为基本价值标准的社会，只有一元的道德，没有二元的道德，只有在那种分化成凝固状态的社会中，才有二元的道德标准。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存在一个为公众人物量身定做的道德标准，而事实上，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平并不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自然提升，连华尔街精英们的道德幻象都坍塌了，何况一个音乐人高晓松？把公众道德水平提升的动力寄托在公众人物的引领上，这意味着对我们每个普通人内心道德感的漠视。除了普法的意义，如果说高晓松案对我们还有认识价值的话，那就是该案明确地告诉我们每个人，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责任在我们大家身上，我们每个人对社会公德的责任担当，一点也不比高晓松们少。

    我们不要理想主义的道德标准，只要能守住底线的道德，就能涵养出更高的道德，而这个道德的守护者，不是高晓松等公众人物的所谓表率作用，而是执法机关对每个公民一视同仁的严格执法。高晓松案的宣判结果，不仅很好地宣传了醉驾入刑的法律条文，同时也帮助我们每个人强化了一种法治社会的理念，那就是在法治社会，不存在任何特殊公民，对高晓松如此，对任何比高晓松更强势的人来说同样如此，不管他是官员还是富豪，其所有的社会行为的底线，都必须接受法律条文的严格考量，没有这个考量，也就没有基本底线的公共道德。如果这个底线的考量失守了，那就必然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崩溃。

    面对酒驾这条法律红线，作为一个公民，星光四射的高晓松需要救赎的首先是他自己，我们每个人需要救赎的也首先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救赎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高晓松在法庭上说：“以后将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果真如此，那么这次事件就使他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