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济南6月18日讯（记者 刘德峰）解放战争时期，刘士祥先生的岳父所在的国民党军部队，在四川揭竿起义，成为四川解放的一个助推器。老岳父去世后留下的几枚纪念章，开启了刘士祥先生十几年的纪念章收藏生涯。

    “这是日军侵华的铁证。”18日上午10时许，在本报编辑部，刘士祥先生拿出一块银色徽章对记者介绍其中的含义。徽章正面是一名日本军人，举着步枪向前冲锋。徽章背面，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长城上方飞行。在徽章背面的空白处赫然刻着：“支那事变记(应为‘纪’———记者注)念，昭和十二年”。

    日本的昭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历1937年。这块沉甸甸的徽章，真实地记录下了那一年日军的罪行。看着这枚徽章，1937年7月7日的夜晚，在北京郊区卢沟桥上响起的枪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

    放下银色徽章，刘士祥先生又取出一块三角形纪念章。南京的城墙上，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中国国民党党旗交织飘扬。两党党旗上方，“第二次国共合作”七个字依然清晰。“这又是抗战时期一件大事件的真实写照。”刘士祥说。

    8年的时光漫长而又短暂，当刘士祥先生依次取出，1938年的新四军证章、1942年五一反扫荡纪念章和1943年东北民主联军英雄奖章等一枚枚纪念章时，仿佛转眼间就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这枚长方形的徽章，是纪念抗战胜利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上面的毛主席头像。”刘士祥拿出一枚徽章介绍，在抗战期间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徽章较少，因此这枚纪念章在他心中也显得弥足珍贵。

    刘士祥先生共向记者展示了14枚纪念章，“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每一枚纪念章上都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