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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蔬菜之都”的“设计师”王伯祥:
百姓忘不了的县委书记
  • 2011年07月01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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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祥(左一)在盐场同技术人员研究盐场发展。 资料片

    王伯祥和妻子侯爱英在家中。 记者 赵丽 摄

    本报记者 赵丽

    王伯祥离开寿光整20年了,寿光有不少以他名字命名的商店餐馆。走在寿光的街头,他轻易不敢坐出租车,因为只要被认出,司机常不收他的钱。

    他被寿光人亲切地称为“伯祥书记”,其实他只在如今成为“中国蔬菜之都”的寿光当了5年半县委书记。

    但他却给寿光带来了巨变:南部种菜富了;北部开发富了;搞工业项目,县财政富了。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能在前头找到寿光的名字了。

    五年半“干了三件事”

    6月15日上午,记者走进王伯祥的家,客厅的方桌上有四五摞报纸,报纸上还压着一个放大镜。

    读书,看新闻,了解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百姓的大事,这是王伯祥退休后最爱干的事。“350度的老花镜也不行了,看一会儿还行,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了。”他一边倒茶,一边解释道。

    谈话一开始,他诚恳又为难地嘱咐记者,“事就是那些事,不复杂,材料上都有”。

    这位68岁的老人非常谦和、朴素、实在,说话不徐不疾,思路清晰。有时他倚在沙发靠背上沉思回忆,声音放缓放低,但说到激动处,他直起身子,手势甩得很开。

    他好像没觉得自己做的事有多了不得,倒是念叨了好几遍,“离开20年了,群众还想着你,回去时大人孩子围过来,搂着你,抱着你……”平稳的声音里,明显能听出激动。

    1986年到1991年,王伯祥在寿光担任了五年半县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在那里“干了三件事”:推广蔬菜产业化;选拔一批精英厂长搞工业项目;艰苦奋斗搞教育、搞文化、搞社会事业,进行寿北大开发,养虾、晒盐、种棉花。

    但对寿光来说,这些他三言两语就讲述完的事,带来的却是巨大的改变:南部种菜富了;北部开发富了;搞工业项目,县财政富了。在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上,能在前头找到寿光的名字了。“说实话,咱在那儿也就是开了个头,真正发展是在以后好几届。”话虽然这么说,但谈起寿光的工业产值、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城市建设,王伯祥语气里仍充满骄傲。

    让全县120万人都富起来

    这个出生在寿光北部化龙镇西北柴村的汉子,是喝着盐碱水、吃着黄蓿菜长大的,从小缺吃少穿,他知道寿北人民日子的苦。

    “寿光县弥河穿”,弥河把寿光劈为东西两半。以县城为界,一条无形的咸淡水线把寿光分成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区域。寿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可供耕耘播种,是有名的“昌潍粮仓”;而背靠渤海,占全县总面积近百分之五十六的寿北,却是草树不生,一百二十万亩的盐碱地沉默地摊开在阳光下。

    “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这些民谣是过去老百姓苦日子的真实写照。

    1986年6月,王伯祥上任,成为寿光县县委书记。“那时思想非常单纯,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样让全县120万人、25万户都富起来,快富起来。”从基层干出来,知道老百姓艰辛的父母官王伯祥,心里种下了一个执着的念头:让25万户老百姓成为25万个“双万元户”。

    “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

    “做这些有风险吗?”记者问道。

    “有风险。”他点头。

    寿光人种菜的历史很长,寿光的北邻又临近胜利油田,当年刚上任的王伯祥把目光放在了菜篮子上。

    发展蔬菜生产,关键是搞好流通,而搞流通的关键又是培育蔬菜市场。

    搞市场,就得搞个体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86年,姓“资”姓“社”的论争还没有明确结论,这些都还是很敏感的事。

    有风险也得办,不能让大伙辛辛苦苦种出的菜烂在家里卖不出去。王伯祥说:“乌纱算什么?百姓最重要!”

    1986年,寿光县委形成了《关于培育和完善九巷蔬菜批发市场的意见》,于年底发往全县。修路拓展市场,整顿市场秩序,保留小蔬菜市场……如今,当时原本只有20亩的九巷市场已经发展到了600多亩,每天车水马龙,全国二百多个城市的饭桌上,都有了寿光菜的身影。

    1988年腊月二十八下午,寿光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给王伯祥看了一根顶花带刺的鲜黄瓜。

    冬菜是宝啊,“冬暖式蔬菜大棚”进入王伯祥的视野。在王伯祥的支持下,王乐义去东北把“大棚技术连姐夫都不教”的韩永山师傅请到了寿光。“大棚菜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聘专家,搞推广,用原寿光市冯家尧河村党支部书记李锡福的话说,1990年从春到秋,为了推广蔬菜大棚,伯祥书记那个破吉普车就没停下过。寿光的蔬菜大棚由17个变成了1991年的3.3万个,现在已经发展至40多万个,寿光菜全国驰名。

    寿北到处见“伯祥”

    2009年5月16日,王伯祥重访寿光北部,车刚停在东岔河村村头,四五百人一下子围了过来,村支书郭孔让告诉他,现在村里年产原盐30多万吨,全村有轿车400多辆,别墅583套。

    在寿北,能看到不少“伯祥商店”、“伯祥餐馆”,富起来的寿北人,以这种方式感怀他们的伯祥书记。

    1987年10月8日,寿北大开发开始了,20万民工上阵,修筑盐田工程、条台田工程、虾场工程。

    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面貌,菜种得再好,寿光县也只能是富一半穷一半!“但20万人上阵,没有效益怎么办?劳民伤财怎么办?”谈起当年的风险,王伯祥说得很实在。王伯祥没有匆忙下结论,寿光县委、县政府和部门的主要领导,针对开发北大洼的可行性,进行了一次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研讨,答案越来越明了:开发是行得通的,要彻底翻身,不能小打小闹。

    1987年秋,寿北开发规划完成,开发战役也打响了。

    20万人齐上阵,多少年不变的北大洼终于变了模样。5年之后,这一片白茫茫的盐碱荒地上,已经开发出了15万亩虾池,20万亩盐田,60万亩棉田。

    “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

    2002年,王伯祥因食道肿瘤住进了医院。

    动完手术后,李锡福和几个退下来的老支书去看他。见了面,身体瘦得厉害、眼窝深陷的王伯祥三句话不离本行,一上来就问蔬菜的价格和收成。临走时,李锡福几个人好说歹说要给他留下钱买点补品,王伯祥就是不留,最后只答应留下一点萝卜。

    其实王伯祥的廉洁作风早就在寿光出名了。1991年10月,王伯祥升任潍坊市副市长,搬家时,最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冰箱,其他的就是旧桌椅和十几个塞满被褥的纸箱子。

    “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对于伯祥书记,寿光的干部有这样的评价。

    在寿光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八年,王伯祥一家一直住在四间旧平房里没动过。

    在寿光时,王伯祥咳嗽时有时会带出血,老伴侯爱英问起,他都不当回事,说,“没事没事,咳破嗓子了。”到了潍坊,有一次体检,医生问他,“什么时候生过肺结核?”他才知道自己生过肺结核,竟就这么硬扛过来了。

    侯爱英想起这些就觉得心酸。但她也觉得欣慰,每次她和丈夫去医院,遇到来自寿光的群众,他们都会围上来,亲热地握住王伯祥的手,说“这不是伯祥书记嘛……”

    为官一任,老百姓没忘了你,还念着你的好,这就知足了。侯爱英也这样念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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