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任鹏
6月19日那一夜，特别漫长，躺在病床上的何泽慧已经无力说话，她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在她眼里有些“乱糟糟”的世界。好在有儿女陪在身边，此时的她也许并不觉得孤寂。
6月20日清晨，这位97岁的老人安静离世。
“她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在儿女眼里，母亲永远是这个样子。
可这个普通的老太太却并不简单，她曾和丈夫钱三强一起发现铀核裂变新方式，对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们记住她，并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而是她凭借自己在科技上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而在很多人眼里，即使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依然值得被铭记———在做人的品德上，她所达到的高度并不输于她的学术成就。
生前，她被尊称为“何先生”
又一位有分量的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走了。
6月26日上午8点，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门口，来客陆续到达。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追悼会，离去者是一位慈眉银发的老太太，厅内遗照上，一束光从左侧打到她的脸上，颜容沉静、淡笑怡然。
“何泽慧”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人们谈起她时，多与她的丈夫———钱三强联系在一起。可在原子能研究领域，她对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生前，她被尊称为“何先生”。
送别的人陆续排队入厅，大多数人和老人生前并没有交集，只是仰慕其学识与声望，来送最后一程。
“何先生年纪大了，很早就离开科研一线，与她交往多的，也就是李惕碚、马宇蒨等老同志。”中科院高能所办公室的蒙巍说。
先行进厅告别的多位老人颤巍巍地走出礼堂，有的人需要搀扶才能走下台阶。旁边有人介绍说，这些都是中科院资深的老院士。
“在何先生面前，就不要提我的名字了。”面对询问，每个人都摆摆手。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静静地注视着老人，她做何泽慧研究一年多了，她需要在心里刻下这个熟悉的面孔。
刘晓说，何先生是个普通人，但她的个性很强，甚至有些怪，但她的真实却让人感动，“让这个世界感动”。
门口处的挽联是对逝者一生很好的总结：“勤俭朴素脚踏实地生活，诚实正直一丝不苟做人”。对联上，并无一字半句提到何先生在原子核物理上的成就，人们愿意回忆和讲述的，是她的为人。
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
6月20日，中科院院士李惕碚和恩师何泽慧在医院见了最后一面，交往几十年，此次却充满了哀伤。
何泽慧晚年的交往圈子不大，李惕碚是为数不多与她经常来往的学生和熟人。
“她有时就像那个看不见皇
人物简介
何泽慧，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她曾和钱三强等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院士)。由于她在原子核物理方面的成就，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李惕碚说。
看着恩师那熟悉的面孔，李惕碚想到了1979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人。
那一年，中科院高能所宇宙线室天体组贾恩凯被抓走了，理由是“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
“那个年代，公安部门认定的事情，大家即便知道有错也不愿插手。”
“是何先生找到所里政工部门，要求他们爱护科研人员，明确申明她要保这些青年人，包括贾恩凯。”
其实，何泽慧和贾恩凯仅是同事关系，并无多大私交。
李惕碚说，何先生帮助贾恩凯，只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把这归结为何泽慧的一种风格。
“年轻人很难体会，在那个时候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能力。”
三年后，贾恩凯被无罪释放。
“贾恩凯事件”前一年，李惕碚和一些年轻人计划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会议当天，中科院一位领导厉声斥责：搞什么气球？
上级发了火，后果很严重，所领导压力很大。
“何先生知道此事后，立刻公开表示支持青年人：发展交叉学科，不能只管领导说什么。”
“这些年，我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在野外做高空气球实验时，她几乎每场必到的情景。”李惕碚说。
那时候，何泽慧已经60多岁，每次她都得坐着吉普车，从北京颠簸两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河北省香河县，就这样坚持了十多年。
“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李惕碚固执地认为，“她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任何作用。”
“母亲是一个真人，任何时候，她都只讲真话。”何泽慧的女儿、北京大学教授钱民协说。
“老太太的世界，是黑白两色的。”钱民协的丈夫说，在老太太眼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灰色，更没有迁就与妥协。
“我做事是不合时代的”
2000年底，何泽慧和李惕碚、马宇蒨应邀参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接待人员请她题字。
“我不题。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题字，不让他们题？”何先生边说边指了指身后的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马宇蒨。
展览馆的一位处长见状赶紧解释：“因为您是名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您到这儿来，能给我们题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啊！”
可惜，何泽慧平生最不愿意被别人说成是名人。
“那你题不题？”何先生反问身后的马宇蒨。马宇蒨只得回答：“您题我就题，我们大家都题。”
最后，何泽慧题了字，同行的人也一一留下名字。
还有一个小故事，钱三强病重时，医生嘱咐不能有过多访客，何泽慧干脆搬个小板凳，坐在病房门口，说不管是谁，多大的官来了都不让进。
“这就是我母亲的风格，她能做得出来。”女儿钱民协说。
不仅这些老熟人、学生，一些与何泽慧接触过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这个老太太，老了反而“不可爱”了。
对这一点，李惕碚的学生卢方军深有感触。
1993年，卢方军在一个讲习班上第一次认识何泽慧，会后遛弯时，他告诉老太太说自己进高能所半年了，又说到李惕碚前不久去美国收获挺大的。
“可能是我后面一句讲得不清楚，何先生误以为我说自己有收获，她立刻不无讽刺地说：‘才半年你就收获挺大的？’”
后来，两人谈起健身，卢方军顺着她说：“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年轻人传授一下健身之道？”“我可以给你们讲讲做人、为学之道！”老太太硬硬的一句话，把卢方军噎得说不出话来。
卢方军后来才明白，何泽慧对健身很不屑，她认为健康的身体只是更好治学的基础。“涉及学问与品行时，她非常较真，言辞锋利。”
“听我的故事有什么用……我做事不合时代的。”女儿钱民协回忆，92岁时，何泽慧首次接受电视专访，经历过跌宕人生的老人在思索一番后，意味深长地说出这句话。
敬佩她，却无法成为她
6月27日，参加完告别仪式的第二天，刘晓照旧来到办公室，阅读何泽慧在德国的博士毕业论文。
“何先生生活的时代是开放却又保守的，传统社会的品德附着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刘晓说，“人们如此怀念何先生，是因为她的很多品质，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少见到了。”
“老太太走了之后，那么多人都佩服她的品德，发出很多感慨。这是为什么？”回到家，钱民协的丈夫也这样反问妻子。
他顿了顿，接着说，“如果她的离开，能唤回一些东西的话，那还是很值得的。”
一旁的钱民协突然插话：“我记得有一天，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爸能活到现在，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事，非得气死不可。”
说到这，夫妻俩对视一笑。
“爸爸较真，妈妈豁达，但他们那代人坚持的很多原则，在这个时代没有了。”
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年，做出巨大贡献的钱三强和何泽慧被下放到陕西一所干校。何泽慧每天负责敲钟，时间精准地可以用来对表。
“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困境中的何泽慧说。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研究何泽慧的刘晓把何先生这一代生于上世纪初的科学家归纳为一类人。“他们是真正有理想和追求的，那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理想。”
何泽慧95岁寿辰时，李惕碚在一篇文章中说：爱因斯坦纪念居里夫人时写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在这个非科学学术的层面上，李惕碚把恩师比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可惜，恩师已不在。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
与大家聊完母亲，6月27日中午，何泽慧的女儿钱民协回到母亲家，“我得把她的照片挂上墙”。
这是一座建于1955年的灰旧小楼，何泽慧在203室住了56年。
屋内木地板是房子建成那一年铺的，踩了几十年，红漆褪掉，斑驳不堪。
15平米的狭窄客厅里，堆满了书。
在钱民协印象中，家里很多家具都是从旧货摊上淘来的二手货，母亲从来舍不得往外扔东西，东西坏了就自己动手修。
一次，何泽慧去参加国际会议，脚上穿的鞋打了三层补丁，人造革书包带断了，用绳子扣着，裂开的用针缝起来。一块去参加会议的现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焕玉惊呆了：“一个吃过洋面包的科学家能这样，让人非常敬佩。”
单位曾多次劝何泽慧搬进气派的院士楼，窗户明亮、空间宽阔，但她总是拒绝。住在旧楼，是她怀念丈夫的最好方式。
“母亲就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普通的母亲、祖母。”钱民协坐在空荡荡的家里，“家里所有人的毛衣都是妈妈织的，现在还保存着一抽屉的毛衣针。”
钱民协静静地回忆着她陪母亲走过的最后17年时光。她说每当何泽慧看新闻联播时，都会感叹：“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啦。”
然后再看看旁边的女儿：“老古董了……你也是老古董了。哈哈。”
母女俩便一起对笑起来。
时光已近中午，这栋老式房子里的光线却依旧昏暗。旁边，钱三强的书房一如在世时：老式的书桌、缠着旧布条的破藤椅、巨大的书架上塞满了书籍、手稿。
几十年时光流转，一切未曾改变。唯一改变的，是挂了十多年的钱三强遗照旁，多了抿嘴微笑的何泽慧的照片。
一晃19年，两个人终于又走到一起，只是物是人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