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那些交易员、银行家以及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一帮要价不菲的家伙。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无论他们的职业是否腐蚀他们的品性，他们的德性都不会随着股市而上下起伏。因此，如果说，用巨额援救的钱来奖励贪婪是一种错，那么，难道市场对其进行慷慨赠予就没有错吗？

    2008年，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有些是纳税人资助的人寿保险公司)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然而这一数字却不到2006年(340亿美元)和2007年(330亿美元)所发放奖金的一半。如果我们现在说，贪婪是他们不应该得到这些钱的原因，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应得那些钱呢？

    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政府救助的奖金来自于纳税人，而经济良好时期所发放的奖金来自于公司的赢利。如果公众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金并不应得，那么尽管如此，他们所获报酬的来源在道德上也并不具有决定性。然而，它却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奖金之所以来自于纳税人，是因为那些公司失败了。这将我们引入了这场抱怨的核心之处：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奖励贪婪，而在于他们奖励失败。

    美国人对失败比对贪婪更加苛刻。在市场占主导的社会，人们期望那些雄心勃勃的人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而且自我利益和贪婪之间的界线经常比较模糊。然而，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线却被人们鲜明地铭记于心。“人们应该得到由成功而赐予的奖励”这一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尽管奥巴马总统顺便提及了贪婪，然而他明白，对失败的奖励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在宣布让接受援救基金的公司限制发放高层经理的工资时，奥巴马认识到了人们对政府救援感到愤怒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美国。我们不轻视财富，我们也不因为任何人取得成功而抱怨，并且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成功应当得到奖赏。然而，让人们感到沮丧，并且应当感到沮丧的是，那些高级管理者却因失败而得到奖励，尤其当奖金来自于美国纳税人的钱。

    有关政府救援伦理的一个最不寻常的论述来自于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他是一名艾奥瓦州的共和党人，来自于美国中部的财政保守派。在人们为奖金事件而极为愤慨的时候，格拉斯利在接受艾奥瓦州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最让他感到恼怒的是，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者们拒绝为自己的失败而接受任何谴责。“如果他们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到美国人民的面前深深鞠个躬，说声‘对不起’，然后要么辞职要么自杀，那么我对他们的感觉会好很多。”

    格拉斯利后来解释道，他并不是在号召那些管理者去自杀。不过他确实希望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表示悔恨以及向公众道歉。“我从来没有从那些高级管理者口中听到这些，这使得我那个辖区范围内的纳税人很难再继续往外扔钱。”

    格拉斯利的评论支持了我的直觉———人们之所以对政府救援感到愤怒，并不主要是由于奖励了贪婪；最冒犯美国人正义感的是，他们所上缴的税额竟然被用来奖励失败。

    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仍然要追问，关于政府救援的这种观点是否正当。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那些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人员是否真的要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受到谴责？许多管理者并不这样认为。在调查此次金融危机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他们坚称自己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他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于2008年破产的一家华尔街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前首席执行官说，他思考良久，想看看自己是否可以做出不同的事情。他总结说自己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我实在不能想出任何事情……可能会改变我们所面临的现状。”

    其他失败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对此表示同意，并坚称他们是一场无法掌控的“金融海啸”的受害者。类似的心态蔓延至年轻的交易员，他们无法理解公众为什么对他们领受奖金感到愤怒。一名华尔街交易员告诉《名利场》杂志的记者：“人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同情，可是我们并没有不努力。” “海啸”这一比喻成为政府援救的部分日常用语，尤其是在金融圈内。如果这些经理是对的，即他们公司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经济力量，而并非他们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并没有表达参议员格拉斯利所期望听到的悔恨之情。然而，这同样也引发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有关失败、成功与正义的问题。

    如果强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能够解释2008～2009年灾难性的损失，那么，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同样能够解释前些年那些令人眩晕的收入吗？如果我们因为年成不好而责备天气的话，那么，那些有天赋有智慧并努力工作的银行家、交易员以及华尔街的高级经理们，又怎么能够由于那些在艳阳高照时所获得的惊人回报而受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