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后的9点30分，韩志鹏直接追到物价局办公楼。这一次，他带着一纸“重开听证会”的建议，还带着20多家媒体记者。

    跑上跑下50分钟，韩志鹏没见到一个局领导。

    最后，一位科长露面，称“今天全部领导都出去开会了”，然后在走廊里接下了韩志鹏的建议书。

    韩志鹏：“按规定是多少天能够回复？”

    工作人员：“多少天不是我说了算。”

    韩志鹏：“你刚才不是说有规定吗？”

    工作人员：“按照信访规定，信访是15天答复。”

    ……

    一番追问后，韩志鹏丢下话：“那我就等15天。到时候不答复，我就再把折叠凳搬出来到你们这里坐着。”

    “我要把小板凳送给他们。送小板凳的意思是：我在候着。”

    56岁的韩志鹏，普通得像是广州街头常见的大叔，有些谢顶，但又苛刻、较真，会让对方不舒服。

    他也承认，自己较真得爱钻牛角尖。就像这次，像一个孩子渴望糖果那样，他固执地想完成“重开听证会”这个不太可能完成的愿望。

    板凳还没来得及送出去，一直纠结于不能把建议书交到物价局领导手里的韩志鹏没想到，自己一个人的努力，竟然在三天后真的得到了“糖果”。

    7月25日，广州市物价局局长罗家祥出面约见韩志鹏，回应他的建议和相关问题。原本，罗家祥这一天是有其他会议的。

    这一消息，韩志鹏最早是通过7月24日晚上8点多的微博透露出来。

    局长出面接待并没有缓解现场沟通的针锋相对。对于韩志鹏的质疑，罗家祥一一解释。

    尽管称对会谈“不满意”，韩志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罗家祥表示，按照信访条例，会在15个工作日内，对这些建议给予正式的书面答复。

    “我对‘板凳委员’的称呼很自豪，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微小行为，也可影响公共事务

    的确，韩志鹏并不孤单。

    在他身后，最近出现了一个以一己之力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故事，这发生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区佳阳身上。

    并且，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今天，刚刚收到广州市建委给我的对可行性报告书面回复的快递。”7月28日，区佳阳对本报记者说。

    5月份，她在微博上发起“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从而得名“拇指妹”。现在看，征集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因为这原本就是要“鼓励”建委公开1.5亿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这份回复称，报告正进行专家评审，审批后，建委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要求公开。

    7月29日凌晨1点56分，区佳阳把这份“关于对区佳阳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以图片形式上传微博，建委的红头文件很醒目。

    23岁的区佳阳原本在一家NG0工作，刚刚由实习转为正式工不久。

    她的努力始自今年5月初。4月，广州市建委宣布拟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光亮工程，工程电费每小时约5万元，由政府买单。

    “是不是可以申请公开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呢？”区佳阳在网上发起号召，并屡屡到建委和发改委窗口递交申请。

    等待中，“拇指妹”还曾向发改委赠送过皮球。“拇指妹”说，赠送皮球不是“讽刺”，而是“鼓励”。而工作人员也很有风度地接过皮球，表示“非常感谢你”！

    转机发生在7月7日。

    广州市建委主任侯永铨约见区佳阳，解释1.5亿元光亮工程原来的设想是，边设计方案招标边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市民提出意见后，建委已经暂停设计招标。

    官民对话，这是送给区佳阳的“最好的礼物”。

    “一开始，我并不认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得了那么大的工程。”行动带来的效果让区佳阳很意外，“我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意识到，即使个体很微小的行为，也会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而反对广州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站的“举牌哥”陈逸华也从未想到，个人行为最终会变化为巨大的民意诉求，从而改变重大决策。

    “举牌哥”之前，“口罩男”同样以出格的形式质疑“花基和路缘石为何要换成花岗岩”，并得以和广州市建委主任对话，意见被政府采纳后，20条道路紧急停用花岗岩改造，节省了上千万的费用。

    广州，似乎从来都不缺少像“举牌哥”、“拇指妹”、“口罩男”这样的年轻人。

    据公开报道，最近三年，“闪唱组”、“旧城保护小组”、“乙肝男”、“鲨鱼妹”，这些刚刚或还未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先后在社会公共利益事件面前，大声呐喊表达诉求。

    “这些人身上，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又采取了独特的公民行动方式，问政议政，表达意见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捍卫公共利益。”7月27日，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磊告诉本报记者，对区佳阳这些年轻人，他们也一直很关注。

    用温和“逼”出来的官民互动

    圆满的结果并不能说明过程也是一帆风顺。

    在公开1.5亿元光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过程中，“拇指妹”遭遇了一场两个当事部门都不承认的“球赛”。

    第一次去广州市建委窗口申请公开是在5月17日，对方建议她向报告审批部门———广州市发改委咨询。

    半月后，发改委工作人员现场答复称，公开报告并非发改委的工作，随后书面回复表示光亮工程未到审核报告阶段，建议向工程主管单位建委咨询。

    “球赛”进行到第49天，区佳阳再一次出现在建委，送去一只鸭梨，希望建委能够帮其分担“压力”。

    “工作人员婉拒说：作为公务员，不能收群众的一分一毫、一针一线。我只好把‘鸭梨’自己消化掉。”7月27日，区佳阳笑着告诉本报记者。

    倒是“乙肝男”雷闯赶到了现场，吃了几口“鸭梨”，表示愿意替区佳阳分担压力。

    韩志鹏也有这样的感受。对于和物价局局长的这次面谈，他认为，罗家祥是“被民意、被舆论、被压力逼出来的”。

    但他还是表扬：“仍然看得出政府还是很阳光的。”

    区佳阳也很庆幸，她是在广州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他城市，我想可能会被和谐掉了吧。更不会有一个建委主任出来向我这么一个老百姓解释。”区佳阳很享受这样的良性互动，“被提意见的部门，不会呵斥你，也不会打击你。”

    韩志鹏也承认，广东有较多的诉求渠道。适当把一些不良情绪释放，便于问题的沟通和疏导。

    而朱磊认为，广东受岭南文化和西方、港台气氛的影响，个人公共意识相对要强一些。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群众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多，像广州出现的‘口罩男’、‘光头哥’、‘举牌哥’，反映的都是一种社会诉求。”7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做客南方网与网民交流，表示对这些公民个体并不陌生。

    但让“拇指妹”、“举牌哥”、“板凳委员”、“乙肝男”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与政府部门博弈的技巧。

    “跟政府部门博弈，也是一门学问。一个人抗衡不了，如果你懂得运用策略，不直接对抗，用很温柔又不缺乏力量的方式，就能达到好的效果。”“乙肝男”雷闯这样总结。

    记者发现，“温和”这个词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拇指妹”、“举牌哥”的叙述中。

    “不能走得太快，如果你提出的建议它没法做到，政府肯定很难去回应。如果跟它步伐差不多或稍前一点，它行动起来就顺当多了。”成立不到三年的公益团体“拜客·广州”，总结出颇有成效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窍门”，无论如何，要把问题纳入双方良好的互动中去。

    于是，这个老给政府“挑刺”的团体，不仅成功地送给了时任广州市长张广宁一辆单车，期望他能体验骑车的感受，还在省委书记汪洋骑行大学城绿道时，邀请他加入市民车队。

    “我们觉得这种方式是最自然，也最平等、最平和的一种方式。”广州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钟学军曾对“举牌哥”陈逸华做出这样的评价。

    “非常规”表达方式的困境

    在朱磊看来，“板凳委员”、“拇指妹”、“举牌哥”在各自事件的发展中，用的其实是一个“剧本”。

    “他们以自身为媒体进行传播，一旦采取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容易争取到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舆论支持，酝酿上升为公共事件，进而形成大众的民意诉求。”朱磊对本报记者说，这其实是一种外力的“倒逼”。

    相比广州接连出现的“哥”与“妹”，远在北京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劲松就显得有些“孤单”了。

    真想不出公开“三公”消费关李劲松什么事，但他却在5月份接连向各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有关部门回复：这些数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你没资格申请。

    李劲松下了决心：若有部委在7月30日之前仍不予公开，他就将他们告上法庭。

    “我并不认为靠我的申请就能成功，但是，有公开的规定和要求，这只是时间问题。”

    李劲松把广州几个人的诉求称为“非常规”的方式。他认为，还可以有更聪明、更简单的表达办法。

    “如果他对你的书面申请不回复，那你可以去找他们上级或去法院起诉。”李劲松觉得，“非常规”方式的效果有着不可预测性，走的不是法治的路子。官方和个体都有这种基因的话，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离法制远了。

    “采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如果政府怎么都不理你怎么办？难道你还能去拼命吗？”

    对于香港66岁老太朱绮华申请司法复核环评报告，逼停造价逾700亿港元的港珠澳大桥的事，区佳阳也曾听说过。她告诉本报记者，她自己也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来表达情绪和想法。“用非常规的表达方式，有一点无奈。似乎在国内，只有这种方法能引起大众的关注。也许，通过法制的方式，会石沉大海吧？如果香港老太来到内地，情况也许会艰难一些吧。”区佳阳说。

    同样，陈逸华一开始也并不是要通过“举牌”反对地铁一号线返修工程。

    他曾表示，他到服务总台反映，但是一直没有下文，也没有回复。“有些东西要引起大家关注……(举牌)比较快速一点。”

    “法制健全、诉求渠道畅通的话，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自然就不存在了。”朱磊说。

    只有韩志鹏还在等待。他对这件事的信心，和之前的建议一样坚决。

    此前他曾建议白云山禁车。第一年，公文被驳回；第二年，白云山管理局负责人约见；第三年，直接在提案中明确，请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处理答复。

    终于，他等到了一纸政府令。“听证会这事到现在还没完。”7月27日，韩志鹏对本报记者说。

    他说，如果物价局最终回复不同意二次听证，韩志鹏将找听证方案的定价机关———市政府，不排除找分管物价工作的副市长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