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

    二十世纪初，德国在中国建了两所学堂：一所是上海同济大学前身———同济德文医学堂；一所是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如今，前者依然星光灿烂；后者却“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唯有留在原青岛铁路分局院内的那座百年建筑，隐隐诉说着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1907年12月11日，柏林。一份外交照会送达中国驻德使馆。公使孙宝琦接过一看，原来德国提出拟在青岛创办大学。他不敢怠慢，迅速上报清政府。中国教育殿堂由此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

    中外联合办学，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政坛绝唱

    话说从头。1898年，德国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从此，青岛沦为德国殖民地。

    1905年9月，清政府废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科举考试，鼓励兴办新式学堂。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为德国在华推行殖民文化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

    青岛档案馆周兆利先生认为：“在德国政府看来，推行文化政策首先有助于消解中国人的仇恨，拆除阻碍两国交往的藩篱。其次可展示德国文化和科学的成就，提高其‘文化大国’的声誉。三是‘文化引导贸易’，可以扩大德国商品在华销路。四是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影响中国未来一代领导层，潜移默化地把他们培养成亲德分子，为将来德国在华形成自己的人脉和网络，左右中国政局，对抗英美势力埋下伏笔。”

    1908年4月，中德双方就在青岛创办学校事宜展开谈判。德方谈判代表是汉堡大学汉学教授福兰阁。中方谈判代表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洋务派领袖之一、兼任学部尚书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当时张被誉为“通晓学务之第一人”。

    据周兆利先生考证，中方最初提出将校址改在济南。德方表示反对，因为这有违在青岛办学的初衷，不利于德国对学校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就这样，济南与后来这所知名学堂擦肩而过。

    双方谈判围绕名称、校址、经费、行政管理和专业设置等展开。

    经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章程》，中德合办(它是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学堂，许多人称它“德华大学”)，经费大多由德国提供。德国政府投资60万马克，中国政府投资4万马克。当然，投资的多少也决定了权力的大小。

    学堂于1909年9月12日开学(开学典礼10月25日补行)。德国政府委派地质学博士、海军部官员格奥尔格·凯贝尔任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清政府委派学部员外郎蒋楷任总稽查(相当于副校长)。

    如果说张之洞决定了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方向，那么蒋楷就是实现这个伟大教育计划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张之洞在开学典礼前的10月4日就不幸病逝。与德国人的这次谈判，是此前一手创办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学府的他在学务上的最后一次出场。那位实现这个伟大教育计划的蒋楷，也在三年后倒在了任上。

    学堂一经运转就不同凡响。教授阵容包括了德国复合函数研究权威康拉德·克诺普、量子物理学家卡尔·艾利希·胡普卡、植物学家威廉·瓦格纳等人。

    他们的加入，使这所学校声誉大增，名闻遐迩。许多青年争相报名。其中包括张之洞的儿子和后来成为美学家、哲学家、诗人的宗白华。据当时教育部官报，云南省就曾经呈请将自己的优秀学生选送到该校就读。

    该学堂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农林科在李村建有实验农场，供实习。工科除校内有实验工厂外，学生还可去四方机厂、船厂实习。医科在福柏医院(今人民医院)实习。政法科则在法院当陪审员。后来许多毕业生毕业后都去了德国深造。

    1912年孙中山先生访问青岛，应邀到学堂礼堂演讲，称赞德华大学是一个成功的“模例”。为纪念孙中山的这次演讲，原青岛铁路分局在礼堂旁边竖起了一座雕像。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增人认为：“德华大学有幸诞生于中国两种政治体制交接的历史关头，有幸成为由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联合创办的第一所具有现代化规模与学制的综合性大学，在青岛一港，更是开风气之先，为后来的许多所这样那样的大学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提供借鉴创造模式，实在是厥功甚伟。”

    禁区自由出入学生高人一等

    在这里上学是幸福的。它面朝大海，风景优美。推开一扇窗，就是一幅画。也许正是这美景滋润了后来成为美学宗师的宗白华。

    1914年，18岁的宗白华考入该学堂文科，学习德语。这段时光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有时崖边独坐，柔波软语，絮絮如诉衷曲……那生活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青年的心襟时时像春天的天空，晴朗愉快，没有一点尘渣，俯瞰着波涛万状的大海，而自守着明朗的天真。”

    让学生最感幸福的，是他们享受着高人一等的特殊待遇。德国人对一般中国人特别是劳动人民十分歧视，但对他学校里的学生则另眼相待。每个学生持有胶澳总督发放的特殊护照。拿着这张护照，一些列为中国人不得进入的“禁区”，他们也可以随便进入。

    德国提督楼附近的公园，是提督夫妇散步的地区，严禁闲人进入，否则即予拘捕处罚。但该学堂的学生可以自由进入。当时的汇泉林场(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严禁当地居民进入，如误入林场被林警发现，即被殴打。但学堂森林科的学生却可以在林场内随意游荡。

    匪夷所思的是，巡警有时误打了该校学生，最后却受到惩处。

    1912年10月，德国亨利亲王到日本参加日本天皇的丧礼，路过青岛。学校组织学生前往码头欢迎。在船未靠码头前，有的学生就离队在码头上闲眺。法政科学生杜树堂离队稍远，被一华籍巡捕看到，误为一般闲人，上前打了两记耳光。此事为其他学生所知，回校后立即罢课，欲包围巡捕房，要求严惩该巡捕以示报复。监督凯贝尔出面去见德国提督，终于将该巡捕惩处了事。

    鲜为人知的是，学校当局曾给学生配发枪支弹药。原来，该校仿照国内军国主义教育，在体育课中有军操训练。学校发给学生40支洋枪，每支枪有5颗子弹，由学生自行保管。

    在巡捕误打学生事件发生后，有学生主张持枪包围巡捕房，引起学校当局的不安，感到这帮学生“拥枪自重”，实乃心腹大患。于是设计收缴了学生的枪弹。以后学生军训只能使用木棒，课后还必须交还。

    学子遍及两岸，上海同济大学延续德华血脉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共毕业了二百多名本科生，有些被保送到德国留学，有的未毕业被一些德国企业洋行“预定”做翻译。

    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增人先生撰文指出：“目前笔者所知道的德华大学学生，王献唐先生似乎是最应该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一位。”

    王献唐(1896—1960)，山东日照人，历史考古学家。早年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系。1918年任济南《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主编，后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青岛。1922年底，中国政府收回德占青岛后，留任胶澳督办公署帮办秘书。1929年，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免遭日军劫掠，将山东省图书馆的珍贵文物古籍转运至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又完整无损地运回，使一大批齐鲁文萃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

    另一位对保护山东文物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是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栾宝德。他最值得称道的功绩是保护了三尊北魏大佛。

    1928年，日本人从临淄龙池村西北的龙泉寺购得三尊石佛，将其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运回日本。由于当时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工人群众抗日情绪日盛，日本人没能得逞，但还是偷走了两尊佛头。时任四方机厂厂长的栾宝德得知后，立即调派一辆专列，将日本人暂时放在淄河店车站的大佛运至青岛。现为青岛博物馆镇馆之宝。

    1945年11月2日，栾宝德被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平津区济南分区接收委员陈舜耕任命为青岛办事处处长。

    沿着学堂铺就的台阶，有的人成长为专家学者、政坛精英。

    据青岛市档案馆孙保锋先生介绍：“曾经在德华大学预科班的杨继增、沈怡，在后德华时代转入了同济大学。他们后来也都到德国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些人在国民政府里面，担任了相当高的职位。”

    杨继曾(1899—)，安徽怀宁人。后来投身国民党军工部门，官至兵工署署长。1949年去台湾后，任经济部政务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1958年在陈诚内阁中任经济部长，历时7年。

    沈怡(1901—1980)，浙江嘉兴人。1945年起，历任民国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大连市市长(未赴任)、南京特别市市长。1949年受聘为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局局长，前后10年，曾发动湄公河下游水利开发。1960年5月，任台湾“交通部部长”。

    想当年，伴随着他们的转学，这所高等学堂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打败德国占领青岛，该学堂被迫停办，40余名学生被转至德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同济医工学堂(今同济大学前身)。因转学人员中有土木科学生，同济为此专门增设了土木科。赫赫有名的同济大学土木系，随着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注入，开始了它长达近百年的光荣与梦想。

    “高调开局，遗憾收场”，这是青岛档案馆周兆利先生对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