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中小企业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户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收约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举足轻重相反，该类群体在融资体系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有关数据表明，近年来，作为我国银行业主体的国有银行，其新增量信贷资金的70%都投向了国有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只有30%左右的信贷资金。

    由于金融支持不够，中小企业发展明显受限，也会影响占比达到75%的就业人群的收入提高，不利于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稳定性。

    鉴于此，近年来，我国一直倡导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整体上看，始终未见明显改善。

    2008年-2009年，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我国银行业信贷增速较高，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入央企、政府融资平台等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信贷需求反而受到挤压。自2010年以来，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央行屡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信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家银行继续弃小保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并推动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水涨船高。

    我们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只是由于他们的金融体系更为完善，其程度较轻，而我国造成当前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长期的。

    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的规模、技术、抵押担保、真实信息难获取等因素制约了其融资能力。中小企业资本金少，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小企业大部分自有资金是通过亲戚朋友借来，相应其负债能力也就比较低。很多小企业主没有划清个人资产与企业资产的界限，很少具备健全的内控制度和财务制度，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令外部置信，为了降低贷款风险，银行必须大规模搜集中小企业信息，如此一来，致使银行的贷款成本和监督成本上升。

    其次，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从资本市场看，创业板等市场融资门槛较高，对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讲比较遥远，因此，其外部融资渠道依然依赖银行。然而，我国银行业虽然存在着国有商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信贷业务主体，但由于目前的发展阶段所限，从银行角度看，并没有建立起服务中小企业的大环境。

    银行业是具有典型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习惯于实行“批发”式信贷业务，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相比之下，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不佳，因而银行没有把中小企业作为基本的客户。

    长期以来，大型国有银行根据其规模、与国有大型企业的历史渊源等便利因素，始终把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其服务对象，即使开展中小企业业务，也大多为中型企业。股份制银行成立之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但随着其规模的持续扩大，资本实力增强，股份制银行也开始倾向于大型企业，出现了与传统股份制银行相同的“垒大户”特征。城商行以“服务地方政府，服务中小企业”起家，受制于其自身经营区域、资本等因素，其服务对象更多是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当地中小企业，但受制于其自身资本规模、风控能力等因素，不能完全解决当地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农村信用社因历史原因其自身负担较重、风控能力有待提高，已没有能力再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帮助。近期，涌现出了一批立足于县域经济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主体，在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规模、政策限制、以及吸储能力受限，目前，这两类金融主体也尚未完全担负起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主力军地位。

    因此，受制于银行服务体系，以及自身因素影响，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但我们也注意到，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银行在“垒大户”模式中所享受到的收益率正在逐步下降。

    这迫使大部分商业银行转变战略重点，将部分精力转移至中小企业业务领域，多达4000多万户的中小企业终将成为银行业的新蓝海。如果一家银行能够在小企业领域有所作为，避开竞争激烈的大中型企业市场，那么必将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将会显著提升自身竞争实力。

    从当前实践来看，国内部分银行引进国外的IPC、信用评分卡等技术和经营理念，结合当地具体工作实践，解决了制约当前中小企业融资的一系列因素。开创了一系列中小企业服务品牌，在部分地区较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从政策推动看，自2012年巴赛尔协议III将在中国逐步实施，该协议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监管要求，作为银行业，要么继续融资扩充资本，要么放缓信贷扩张的步伐。而6月上旬发布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指出，对于小企业贷款存贷比、资本要求等实行差异化考核，并将降低对于小企业贷款对监管资本的要求，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小企业贷款的增加。  （王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