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岸文化：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代表集中在年迈艺人和娱乐明星身上，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悲哀《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的主要内容出自余秋雨在一年时间里为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中华文化史课程的授课记录，还加入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生就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等话题对余秋雨的“闪问”及其对此所作的“闪答”，对中华文化自先秦至清进行了系统、全面地介绍，是了解中华文化精髓的通俗读本。

    问：余教授，您对台湾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

    答：几年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公开演讲，说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高层文化和民众文化都有严重隔阂，只有一个地方，连大街小巷间的普通市民都熟知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诗人、导演、佛学家、舞蹈家、雕塑家，这个地方就是台湾。不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湾，政治争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严重，也没有谁会到公共媒体上伤害一个文化创造者。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体现了一种集体文化素养，让人钦佩。我在大陆的一些大学演讲时，一再介绍台湾的这条文化底线。因为在大陆，历来被攻击最严重的总是无权无势的文化人、艺术家。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之为“柿子专拣软的捏”。连那些自称为“社会良心”的著名传媒，也总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软怕硬。

    问：这是不是说，台湾的文化品位要高于大陆？

    答：不。大陆人口基数大，文化精英、艺术天才的绝对数字肯定远远超过台湾。但是由于我前面所说的差别，感觉反而倒了过来。等到哪一天，大陆的传媒开始不再伤害文化创造者了，那里的文化业绩必将让世界吃惊。对此，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问：“捏软柿子”、伤害文化创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据我本人的切身感觉，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闹，他们的特点是：一、有“文革”和“冷战”基因；二、有写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执病症。这样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社会唾弃，近二十年被传媒宠爱，因此虽是文痞，也有了继承人。

    问：针对这种现象，我认为作家和学者都应该在政治上大大强化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进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他们拒绝权力体制的“收编”，却能从边缘重新撼动主流价值；否则，每天传入民众耳朵里的只能是您所说的那群人的吵闹声。我们都知道您一直在尽量远离权力体制，却不知您将走向何处：是继续做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还是转而做一个思考和批判社会大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说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但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上系统地下过工夫，更没有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做过广泛调查。如果凭着一点道听途说就随口发言，一定坏事。

    问：但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各种社会问题，即使没有系统研究，也有权利发表意见。您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借你的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划清重要界限。每个人都可以对医生谈自己的身体感受，但不能冒充医生。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认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更严重的是，很多号称“名医”的人，恰恰是传染病之源。

    问：我很喜欢老师的这个比喻。医学与人人有关，但并不是人人可以行医。同样的道理，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您是不是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处都是自称“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医生只能关门歇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世的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伏尔泰先生的每句话，整个法兰西都听到了。”中国知识界一直没有这样的人，近代以来出现过梁启超、胡适两人，但影响的范围也不大。

    问：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当政者不喜欢，还是民众不喜欢？

    答：中外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从来与当政者的喜欢不喜欢无关。民众倒是喜欢寻找崇拜对象，但缺少分辨能力。我看主要原因是知识界本身的精神贫血和互嫉互耗。结果，当代中国人文领域“知识分子”的代表，竟然集中在年迈艺人和娱乐明星这两拨人身上，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