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称作“史上最敬业的环卫工”———每天打扫广州市区内三个小区的卫生，却不拿工资。
    事实上她早已不是环卫工。
    12年前单位改制，她丢掉了工作，只拿了4000块钱补偿，“怎么想也想不通”的她精神失常了。于是，从此她穿着以前的工作服，自费买了清洁工具，开始打扫住处附近的小区———她还以为自己是在12年前的单位上班。
    虽然生活在广州，可她没有编制，没有本地户口，甚至连下岗工人最微薄的待遇也享受不到。现在她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她曾是这个城市的一名环卫工。

    在广州市白云区东方名智苑小区，罗瑞珍是个有点特别的名人。

    小区里没人不认识她。十几年来，每个人都见过她卖力干活的身影。这个身材有点微胖、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总是以一副固定的形象出现：穿着蓝色的环卫工作服，不声不响地扫地、刷垃圾桶、冲厕所，哪里脏就在哪里干。

    邻里街坊都称赞她勤快，“小区卫生搞得越来越好”。小区里有个公共厕所，很难清理干净。罗瑞珍自己掏钱买了十几米长的水管冲洗厕所的墙壁和地板，“刷得白白的”。

    罗瑞珍不仅在自己住的小区里干活，周围的小区解放庄、白云花园她也去，一圈忙下来就到了晚上。东方名智苑小区的治安员老刘多次见她“在昏黄的路灯下扫地”。

    这一幕让58岁的老刘感受有些复杂。

    除了罗瑞珍本人，大家都清楚，她其实并不是这三个小区的环卫工。

    这个50多岁的老太太曾是火车站附近的环卫工人，十多年前因为经受不住失业的打击，精神失常了。从此她在自己住处附近的小区“重操旧业”，试图将一切恢复如常。

    十多年来，她和从前一样卖力工作。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工资可拿。

    老刘很唏嘘：“她家那么苦，儿子当公交车司机，有两个小孩要养。要不是脑子受了刺激，她不会去打一份工吗？”

    在广东媒体的报道里，罗瑞珍被称为“史上最敬业的环卫工”：起早摸黑，风雨无阻，不收分文，还自掏腰包购买清洁器具。有人感叹她是一个“纯粹的劳动者”。

    对此，罗瑞珍的家人只有苦笑和无奈的叹息：“不想她这么干，可是她不听劝啊。十几年了，一直这样，只有顺着她，她才不会在家整天唠唠叨叨、摔东西骂人。”

    13年工龄和4000块补偿

    罗瑞珍和儿子一家搬到这个小区11年了。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儿子廖亚宾当公交车司机，儿媳在鞋店帮人卖鞋，并没有多余的财力和心力支持母亲当一个“纯粹的劳动者”，拮据的家庭收入甚至连让母亲当一个“纯粹的精神病人”都不行。

    罗瑞珍这十多年来只在发病初期进过一次精神病院治疗，后来因为住院费用太贵，“一天要好几百”，儿子廖亚宾只好将母亲带回家里。又因为两口子工作太忙，无暇照顾患病的母亲，最后只能向整天往外跑的母亲妥协，“随她去吧，只要不伤害人就行”。

    罗瑞珍的老伴廖旭向记者讲述了他和妻子相似的工作经历———在同一个环卫单位工作，一个工作十年因为请假不批被迫辞职，一个工作13年由于单位改制被炒鱿鱼，只拿到4000块补助。

    1986年，廖旭夫妻俩带着儿子女儿从老家茂名市新安镇平田村来到省城广州谋生。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当时的广州越秀区公厕卫生管理队。

    清理公厕是一件又累又脏的活，公厕卫生管理队有几十个环卫工，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罗瑞珍因为认真肯干，“刚进来就当了班长”。

    女儿廖燕妮说，自己和哥哥就是靠父母扫厕所养大的。十几年来，一家四口就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格子间里———单位在放工具的楼上加盖了一层，八间屋子，一格一格用薄板隔开，每格住一家人，厕所和厨房是公用的。

    干了七八年后，罗瑞珍“升职”成了检查员，由洗厕所变成了监督其他工人洗厕所，检查卫生。

    1996年，廖旭决定用夫妻俩十年来攒下的四万块钱回老家盖房子，向单位请假时却遭到了拒绝，领导表示没人能替班，“或者请假，或者辞工”。

    廖旭无奈只能辞职。

    三年后，因为单位改制，罗瑞珍突然失业，只拿到了4000块补助，其中还包括当月的工资。和她同时失业的还有十几名临时工。

    罗瑞珍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当时单位里的人都说，干满十五年，就能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以后退休了就能享受正式工的退休待遇了。

    13年的辛勤工作一夕之间化为泡影，罗瑞珍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她精神失常了。糊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还在原单位上班，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附近打扫厕所。有一次，因为看到有人偷东西上去提醒，还被几个小偷揍得鼻青脸肿。

    “她老是骂我，不帮她去要钱，她干了这么多年单位都不给她发工资。”廖旭说，罗瑞珍自从精神失常后，就喜欢自言自语，有时候突然暴怒，家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她总挂在嘴边的就是当年那四千块钱，“怎么也忘不了”。

    丢了工作以后，从前的格子屋也不能再住了。2000年，一家四口搬到了白云区东方名智苑小区。这片小区是投资商和当地政府共同开发的过渡房小区，上世纪90年代开盘，只有30年的使用期限。廖家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用三万块买下了20年的居住权。

    前两年廖旭又找了一份看管停车场的工作，每个月500块钱，跟1996年在公厕卫生管理队一千多点的工资比，降了一半，“那也没办法”。

    只有罗瑞珍还活在过去的世界里，她又拿起了扫把和垃圾铲，穿上了从前的工作服，打扫起东方名智苑和附近小区的卫生。

    “她还是不甘心。”廖旭记得，一开始罗瑞珍总是回火车站那边扫厕所，不让她去她就“眼泪汪汪”，廖旭只好再找原单位，商量能不能每个月给她一点钱当伙食费。单位不同意，还让他看好罗瑞珍，“做好她的思想工作。”

    “她脑子都糊涂了，还怎么做思想工作？”廖旭没有办法。他觉得妻子恐怕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了。

    绕不出去的圈子

    罗瑞珍当了十几年“义工”的事情被报道后，离家不远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愿意免费提供治疗，这让已经放弃治疗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8月3日，罗瑞珍被接到心理医院。而老伴廖旭和女儿廖燕妮就临时住在儿子家照顾她。

    一共30多平方米的屋子，一室一厅，卧室睡着廖亚宾夫妇，原本安在电视机斜上方的吊床是给罗瑞珍睡的，现在廖旭睡在那儿，每天得爬梯子上去。廖燕妮睡在木沙发上。

    “要是医院能帮她治个八九成，我们带回家吃点药能控制住，就满足了。”廖亚宾不想让母亲再这么辛苦下去，“每天早上5点多就出门了，比我上早班起得还早。这么累为什么？有时候她自己心里也难过，晚上就在床上用力捶墙。”

    房子还有不到10年就到期了。到时候是能续住还是拆迁，没有人知道。如果不能住，附近的房价如今已经到了一万至两万一平方米，要买房子，“两辈子不吃不喝估计才可以。”

    虽然母亲免费住院了，可廖亚宾仍然在不断叹气。他的一句口头禅是“说句不好听的话”。“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是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我们这样的人，是绕来绕去绕不出那个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