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鲁超国

    “感谢中县和中县的干部们。中县民风淳朴，文化积淀深厚，对于我这个从事研究的异乡人，相待甚厚。我在中县也注意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交了很多朋友。如果不是学术研究，我实在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因为学术研究的惯例，我无法在此写上中县干部们的名字，他们已和本研究融为一体。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的研究：我罪我言，是存明哲。”冯军旗在自己论文的《后记》中写道。

    如今，当他回首自己在中县两年的挂职经历时，依旧五味杂陈。

    齐鲁晚报：您在北大读博士时，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篇论文？您是为了写论文去挂职，还是在挂职期间发现了论文题目？

    冯军旗：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大概方向。平时我比较关心政治人物，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都被国内外专家研究透了，而县乡干部则较少涉及。所以当时就想研究一下县乡干部，但是具体怎么写我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我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挂职调研后，才决定以干部晋升为主题。

    齐鲁晚报：那您到中县挂职锻炼，是不是属于学校安排？

    冯军旗：我们学校每年都会选派一些同学到各省去挂职调研，还有一些同学是自己联系的。我呢，介于两者之间，有一次经人推荐，我认识了中县的县委书记，向他表达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但是他说要走学校的程序，所以我又到学校去申请，办理了挂职手续之后去的中县。

    齐鲁晚报：那当时中县的县委书记知道您的论文题目吗？

    冯军旗：当时我的论文题目都还没具体定，县委书记还建议我可以调研一下信访，因为这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

    齐鲁晚报：那后来呢，我看您调研的内容涉及到不少敏感内容，您是怎么让他们敞开心扉地向您透露一些他们的“游戏规则”？他们是否知道您要写博士论文，要发表？

    冯军旗：首先当时我是有职务的，对于“体制”内的人他们还是很乐意交流的；其次我都会提前告诉他们，我们搞学术研究，按照惯例我们都会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所以大部分人都愿意谈。另外这一代的县乡干部开放心态还是有的，他们也经常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当然也有不愿谈的，一些在职干部忌讳些，退休老干部比较能谈。当时一位公安局局长就说：“你怎么老问人家隐私啊？”县委书记也说我这个题目不好，我挂职结束给我送行的时候他还说，“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齐鲁晚报：那遇到不愿谈的您怎么办？

    冯军旗：我就找他周边的人啊，找和他矛盾对立面的人啊。县城不大，谁和谁有矛盾，谁和谁关系好，关系网络大家基本上都心知肚明。

    齐鲁晚报：您觉得，中县干部他们自己对这种政治生态环境有什么看法？

    冯军旗：在这个官场规则里，大家都身不由己。有的人感觉很累，不愿意拿着健康去拼酒，不愿意低三下四去求人，但是你不运作有人运作，除非你自己不想进步。而有的人就如鱼得水，充满了活力。有得意者也有失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