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王玄

    十年前突如其来的“9·11”事件，对美国社会及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深刻而长久地影响着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北京时间9月9日晚11时许，记者就此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正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导彭凯平教授。

    美国的精神文化支柱遭受冲击和改变

    齐鲁晚报：“9·11”发生的时候您在哪儿？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周围的人有什么反应？

    彭凯平：当时我在美国，正在伯克利上课。这边跟纽约有时差，我是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的。当时很震撼，也觉得很可怕、困惑，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起来这是一个计划好的袭击，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

    齐鲁晚报：有些专家认为“9·11”对美国最大、最深远的冲击可能是心理上的，您是怎么看的？

    彭凯平：我觉得都有吧，不仅有心理上的，还有实际生活上的，当然心理上的冲击更长久，而且现在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就像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支柱有仁义孝悌等，美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有它的支柱。“9·11”造成了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变迁，这种变迁不是某个人的，而是群体的，不是短暂的情绪，而是对美国的精神文化支柱有冲击和改变。美国有三大立国的精神支柱。第一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但“9·11”发生后，美国人开始讨论制定一些牺牲个人自由的反恐措施，比如允许政府人员监听个人电话、查阅个人邮件、搜身，这些在“9·11”之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法律上很快得到了通过。此外，作为个人主义内涵之一的乐观主义也受到了冲击。第二个支柱是特殊主义，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选择的，制度和经济地位优越，有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优势，没有什么国家和组织能对美国产生攻击。“9·11”后，美国人对自己国家“不可战胜”的自信心受到了冲击。开始关注并担忧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崛起。第三个支柱是孤立主义。虽然美国政府搞霸权主义，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其实并不喜欢管其他国家的事。但是“9·11”后，美国人开始关心其他国家对美国会有什么影响。这些加起来，使得美国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

    齐鲁晚报：“9·11”事件已经十年了，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对将来的趋势能有一个预测吗？

    彭凯平：“9·11”的影响很长远，但不是不可逆转，美国的政党、社会组织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思潮就是求变，而且我们也很难预测将来会有什么事件发生，现在对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描述只是阶段性的，不是总结性和预测性的。

    美国的心理干预机制很值得中国借鉴

    齐鲁晚报：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亲身经历“9·11”的？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彭凯平：我有一些学生和朋友是从世贸大楼逃出来的生还者。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过得都很不错。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是人的心理其实很坚强，特别是面对灾难时，心理上会有积极乐观应对的反应。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需要帮助，但是我接触的大部分人都很健康，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正常。我们在媒体报道和心理咨询中还是主张对待过去经历的灾难要理性的分析，而不是一味的发泄。那种认为亲人死去后自己活得好是对不起亲人的想法是很荒唐的。

    齐鲁晚报：针对这种灾难的心理帮助和干预机制，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鉴美国？

    彭凯平：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美国政府针对心理支持有专门的立法，政府对心理干预工作的支持力度很大，国内在这方面还刚起步。我们国家的百姓在生活上达到小康之后，心理上已经积累了很多不健康的因素，但是对百姓心理健康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我们国家有心理咨询资质的专业人员还太少，有很多咨询师并未经过专业训练。而美国对咨询师资质的考核非常严格，需要有专业训练、咨询师执照以及医疗保险，不具备的人不能参加临床治疗，像我这种社会心理学家在美国是没有临床咨询资格的。三是国内做心理咨询的方法应该更加多样，不能像某些医生有一项“绝技”就反复使用。而且心理干预最好是和日常生活相结合，不要当成“药物”，而要当成“伴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结合我们中国的文化心理，制定出适合中国人的心理干预机制。

    齐鲁晚报：“9·11”之后您参加过哪些心理支持活动？有哪些事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凯平：“9·11”后，我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领导委员会的职务，我们曾经讨论过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助遇难者家属，成立了“9·11”灾难心理救助委员会基金、反恐心理学研究会等，已经有上百名成员加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针对遇难者家属的社区活动很多，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包括请一些心理学家、艺术家去作讲座，称之为支持团体活动，但这些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会刻意突出遇难者家庭的身份。也有一些家属会讲述他们的经历，很多人都很坚强，跟他们在一起我都会觉得心里很阳光。有一位老太太，她的丈夫和儿媳在世贸中心工作，儿子是消防员，当时儿子接到救火电话还很担心在大楼里工作的父亲和妻子，结果三人都在“9·11”事件中遇难。老太太非常坚强，讲她怎样抚养孙女，希望孙女能好好成长。她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并没有抱怨或者责备，并且对于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她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不应该将一群恐怖分子的活动归咎于整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宗教上她也主张宗教对话，而不是仇视伊斯兰教。老太太的这种乐观、宽容我觉得很可贵可敬。

    举国对抗恐怖主义其实不值得

    齐鲁晚报：您认为恐怖主义给人心灵造成的创伤和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创伤有什么不同？

    彭凯平：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然灾害没有责备的对象，你不可能责备上帝，但是恐怖主义有责备的对象。这种差异造成的后果就是自然灾害给人带来的是悲伤，而恐怖主义给人带来的是愤怒。而且恐怖主义创伤治愈的概率更大，因为你可以责备，可以将痛苦转移成对人的愤怒。这一次恐怖袭击有它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政府对中东的政策老百姓也有所了解，为什么选择美国，民众也是有所反思，对原因探索得越多，可能创伤减弱得也越多，这是自然灾害中所没有的。

    齐鲁晚报：十年中，美国也经历了两次反恐战争，民众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有怎样的变化？

    彭凯平：起初美国人觉得恐惧和意外，美国的一些建筑师都没有预料过世贸中心的大楼经过撞击，钢筋遇高温坍塌的场景。随着对恐怖主义的了解，美国民众逐渐觉得，恐怖主义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抗它其实不值得，反恐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外交、文化方面的冲突，是得不偿失的。另外，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对恐怖主义最大的对抗就是不感到恐怖、不混乱、不失常。十年下来，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已经没那么强烈了。

    中国人关心天下事美国人只关心美国

    齐鲁晚报：“9·11”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国内有些人多少有点“幸灾乐祸”，怎样看待这种心态？

    彭凯平：我个人看来，这种心态有两个原因，一是情绪，二是误导。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确实经历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事件等等，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当“9·11”发生的时候国人就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反应。二是媒体先前的误导。1989年之后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很多，对中国不友好的也很多，但媒体每次都把美国挑出来，让国人觉得反美是高尚的、正义的。后来媒体又说需要理性对待，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所以说这种心态和情绪与中美冲突及媒体的报道不无关系，并不代表中国人的道德观。

    齐鲁晚报：“9·11”对美国人的伊斯兰观有什么样的影响，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凯平：可以说“9·11”对美国人的伊斯兰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9·11”之前对穆斯林的排斥也存在，但这是精英阶层，像学者、政界讨论的问题，很多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有伊斯兰教，可能中国人会觉得诧异。美国的老百姓真的不关心政治，尤其不关心国外的事情，中国人关心天下的事情，而美国百姓认为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但是“9·11”之后，伊斯兰教一下子被提到基督教的对立面，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讨论从精英扩展到了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