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睿，青年作家，1980年出生，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机械电子专业。2006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生，师从田壮壮，一边上学一边写作。小说著作有《草样年华：北×大的故事》、《草样年华2：后大学时代》、《草样年华3：跑调的青春》、《活不明白》、《朝三暮四》、《我是你儿子》、《跟谁较劲》等。

    日前，青年作家孙睿出版了系列小说《草样年华》的收官之作《盛开的青春》，并称要结束自己的校园小说创作，与青春散伙。作为一位爆红于网络的80后作家，孙睿如何在作品中展示青春与校园？他如何看待当今的文坛？如何评价80后作家的写作？近日，孙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生活、写作等话题。

    《草样年华4：盛开的青春》孙睿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关于大学：这段生活结束了，你自然就成长了

    齐鲁晚报：《草样年华4》作为校园生活系列小说收官之作有怎样的设计？

    孙睿：尽己所能，义无反顾，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留遗憾。就像毕业前夜吃散伙饭，男生都会往死里喝，不管喝完的后果。这次就是我和青春散伙了。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大学校园爱情？

    孙睿：成长需要一个结果，爱情是最好的结果。

    大学爱情有两种：一种是只管两个人好，不管其他的，家庭、事业都阻碍不了爱情生根发芽；另一种是两个人好的时候还瞻前顾后，很看重人的身外之物，与其说是在谈恋爱，不如说是在谈条件。

    这两种爱情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社会上都会存在。  

    齐鲁晚报：在《草样年华》系列中，你一以贯之的对待大学阶段的情绪或者观点是什么？

    孙睿：是大学就存在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大学。关于外国大学的电影和图书以残酷青春为主题的也有很多。是集体，就有问题。

    用新书里的话来总结：“大学的意义，对于没上过大学但也混得挺好并以此为荣的人，和上了大学但没好好学习的人来说，肯定会觉得大学没意义。其实这么说是不负责任的，上大学还是有意义的，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什么都不干，偶尔想想自己的事儿，或者索性连这个也不想，就耗着生命的空间和时间，这段生活结束，你自然就成长了。”

    关于80后写作：在特定时代下，写清楚特定的人就足够了

    齐鲁晚报：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你对创作、小说的认识都来自于哪里？

    孙睿：来自于高中语文里的文化和文学常识。为了高考，没少背：鲁迅原名周树人，生于1881年，死于1936年，寸头，留胡子……

    齐鲁晚报：《草样年华》中多处写到的主人公的阅读体验是否是你自己的体验？

    孙睿：对。我那时候看书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名声在外的书，甭管能不能看懂，像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郝舫的《伤花怒放》，也包括塞林格的书，等等，看了这些书才觉得自己没有被时代甩下；一种是比较干净的书，图书馆的书经常被人翻阅，有的纸张比铅字都黑了，这样的书严重影响阅读时的心情和气味儿，所以会挑比较干净的书，主要就是一些当代作品，刚出版的书还不会被翻得那么黑。

    齐鲁晚报：现在很多80后写作也是饱受诟病，你是怎么看待80后写作的？

    孙睿：有评论也是正常的。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写作，谁写个十年，也会进步。50后、60后、70后，他们在二十岁出头时的作品也没好到哪儿去。

    齐鲁晚报：你认为作为青年一代，80后到底该写出怎样的作品？

    孙睿：该写出怎样的作品，与是哪个年代的人没关系。作品就是作品，有它独特的地方，只要写作者能捕捉到，就成功了。没捕捉到，就白写了。这种独特的地方，就是在特定的时代下写清楚特定的人，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但难倒很多人。

    齐鲁晚报：你怎么评价同龄的郭敬明和韩寒的写作？

    孙睿：各写各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当年都是一个班的，现在拍的电影也是各不相同，很难说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电影方向谁好谁不好，但有一点，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日子，拍着自己想拍的电影，这就够了。

    关于中国作家：贡献的智慧和心血多，得到的回报太少

    齐鲁晚报：你考了导演系的研究生，专业的电影学习是否符合当初的想象？

    孙睿：基本合乎想象，也有超乎想象的地方，就是赶上了导师是田壮壮。跟他接触，做人和生活上的收获远大于学习电影的收获。田老师的人格魅力很大，我很想跟他好好聊聊，如果得到他的同意，可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齐鲁晚报：你说“不想当作家的编剧不是好导演”，作家、编剧、导演这三种职业对你分别意味着什么？

    孙睿：单纯从创作的快乐上说，我还是更喜欢作家，我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受别人的干扰。导演也需要创作，但这一职业对创作以外的素质要求更高。编剧介乎两者之间。这三种职业，把我人生的可能一网打尽，我估计自己未来三十年所做的事情不会跳出这个范围。

    齐鲁晚报：做导演，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孙睿：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谁做导演都不是想拍什么类型就拍什么类型的，最终呈现出来的电影，可能会经过制片方、发行方诸多方面干涉，可以说是一个面目全非的结果。如果一切外在因素不考虑，只从创作上说，我想拍一个集情感、时代、幽默、悲凉于一身的电影。

    齐鲁晚报：30岁之后，你的观点有变化吗？

    孙睿：太有了，从我的第一本到现在这本，一直读下来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变化。成熟跟你知道多少东西有关系，不仅是知识，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知道的越多你就越成熟。知道的越多，才能考虑得更全面，才能把事情处理得像那么回事儿。

    只去过北京动物园的人，以为自己看到了全世界的动物，这就是不成熟；后来又去了很多地方的动物园，发觉自己永远不可能看尽全世界的动物，这就是成熟。

    齐鲁晚报：你怎么看待对作品或者对作者本人的一些“借势”炒作？

    孙睿：这些事都跟写作无关，不过有时候想想，作家是一种职业，工作内容包括写作也包括如何让人知道你的作品。执意排斥什么的人，并不一定比什么事儿都干的人更高级。以前我觉得配合宣传没必要，现在不觉得有什么是必要什么是不必要的，能力范围内的事儿都可以做。

    中国的作家需要“借势”，只能说中国太不重视作家这一职业了。抛开那几个书超级畅销的人，剩下的作家，即使是一线的，年收入也远不及一个二三线演员，不及一个大公司的中层，而作家贡献的智慧和花费的心血，真的比一个二三线演员多很多，真得替作家们打抱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