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鹏
武昌首义后,山东处于南北政治的夹缝之中,围绕独立问题,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轰然宣布独立,11天后又倏忽取消,在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山东呈现出异于全国的景象:在胶东,暴力革命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在济南,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下,则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姿态。
“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梁启超认为,在此情况下,一旦有外患或内乱,政权的灭亡,便会像是用热水浇雪一样。
果然,梁启超提出这一观点十几年后,清政府便走完了不足300年的历史。
而轰然宣布独立,11天后又倏忽取消的山东,在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呈现出异于全国的景象:在胶东,暴力革命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在济南,各方势力的微妙平衡下,则呈现出一种温和的姿态。
“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现在逐渐适应了”
“当我回顾最初的25年传教士生涯时,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我在中国最后的15年(1893年———1908年)却充满了奇迹。古老的习俗和偏见正在逐渐让步……世界上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现在逐渐适应了,也准备接受一切能够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新事物。”传教士狄考文多年后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
此时,整个山东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20世纪初的青岛,近代工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德国当局扩建港口、修筑铁路。1910年前的六年内,胶济铁路共运输货物300多万吨,获利1100多万元。1909年至1911年的三年内,出口额年增五成,在北方诸港中位居第二。
1904年5月1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上奏,拟请在山东内地自开商埠,“以期中外咸受利益”。
济南、潍县、周村三地同时开埠,在中国近代绝无仅有。
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冬天,日本文部省颁令取缔中国留学生,以打击革命势力,众多身份是同盟会员的山东籍留日学生愤而回国。
但也因此,山东省内的形势却为之一变。
1906年,同盟会员刘冠三在济南创办山左公学,培养学生四五百人,大部分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除此之外,济南的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等也出现同盟会会员的身影。
徐镜心等人回到烟台后,秘密设立同盟会办事机关。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迅速,黄县(今龙口市)、掖县(今莱州市)、蓬莱、文登、荣成等县相继建立。
烟台光复:暴力革命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都太着急了,似乎所有人都希望变革的步子迈得再大、再快些。所以,暴力革命被当成解决问题的良药。
1909年,山东同盟会主盟人丁惟汾从日本回国,谋划在烟台发动起义事宜。
1911年11月12日晚,革命党人聚集,由李凤梧、栾星壑等18人议决,兵分三路:一路驰往东山海防营,劫持管带董保泰,夺其军权;一路攻取道台官署;一路去大清银行,放火助威。
一切进展顺利,一夜之间,烟台光复。议决成立烟台临时军政府时,恰好清军舞凤号炮舰由天津开来,该舰管带王传炯表示誓与革命党人合作,革命党考虑内部“未谙军事者居多”,便公举他为军政府司令。
尽管换了天地,可如此一来,军政府的官,仍旧是清廷的官。
此时,山东同盟会主盟人徐镜心等人由南方返回烟台。这趟南方之行,徐镜心与上海、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请求上海军政府派军北征,驰援山东。
没有兵权,自然缺少话语权。
徐镜心与李凤梧密议“党人必得兵权,乃能再起”,提议改烟台军政府为山东都督府。虽然商定推举王传炯为都督,但这却是一招明升暗降。
王传炯并不甘心,他实行戒严,悍然逮捕急进会成员,称徐镜心等人为“土匪”。
敌众我寡,徐镜心等40余位会员被迫撤出烟台。
转机出现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丁惟汾得以谒见孙中山,请求解决山东危局。
随后,孙中山任命胡瑛为山东军政府都督,并调派北伐革命军开赴烟台。
此时,王传炯早已望风而逃。
于是,行走于烟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佩戴“光复烟台纪念章”的各色人等。
济南:微妙的三方角力
济南的形势,与胶东地区大为不同,三股力量正角力相持。
1905年到1907年,山东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有53人,活动范围从学堂到新军。因清廷搜捕甚严,多在极端秘密下活动。
希望寻求政治地位的立宪派,不主张革命,却受到旧官僚的排挤而在省谘议局内颇受压制,正努力寻求机会。
代表清廷的山东巡抚孙宝琦,曾出使外国,奏请立宪推行新政,但他并不同情革命。而清廷巡防营和陆军第五镇驻守济南,军力较强。
1911年11月初,一则消息盛传济南:清政府拟以山东土地抵押,向德国借债3000万元。
一时,民情沸腾激愤,不可遏抑。
1911年11月5日,济南各界人士齐聚省谘议局。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徐镜心等提出事先拟定的《山东独立大纲》七则,要求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实现山东独立。
“山东全省自今以后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满清所定之各种专制伪法,概不承认”。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如惊雷炸响。
不敢直接反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提出了一堆修正意见,《山东独立大纲》并未在会上达成协议。
利用控制议程的机会,立宪派将大纲草案改为“劝告政府”八项。
这八项要求,是温和而妥协的,其中丝毫未提及“推翻清政府”的主张。
在11月6日孙宝琦给清廷的电报中称:“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
这则电报,明显带有长舒一口气的意味。
轰然而起,倏然而逝
1911年11月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会于谘议局,组成“山东全省各界联合会”,领导独立斗争。夏溥斋被选为会长。
11月8日,清政府电复山东请愿八条。种种推诿敷衍,让各界“集众会议,汹汹不可遏抑”,向孙宝琦要求组织临时政府、宣布山东独立。
这一问题被放到11月13日来解决。早上8点,各界人士就已经齐聚会场。会议从早上八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但对于独立问题,台上台下彼此相持,不得解决。
“今天如果不答应山东独立的话,恐怕这会就要永远开下去……也许立即就出人命!”这时候,新建陆军五镇的黄治坤把夏溥斋从台上叫下来,故意大声叫喊。
全场高声附和,声震屋瓦。
见孙宝琦犹豫,夏溥斋转回头来,高声宣布:“孙抚台已经承认全省宣告独立了!”
孙宝琦将头上的官帽摘下来放在桌上时,全场高呼“山东独立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张贴的《山东独立宣言》让革命派心潮起伏:山东全省人民与清政府断绝关系……
孙宝琦由清廷钦定的巡抚,摇身变成了独立山东的都督。
形式上的独立已经实现,但只为“独立”而独立的争取,并未对山东今后的政局发展做出深层的久远考虑。
形势不久便发生逆转。
山东独立两天后,袁世凯入京组阁,入职总理大臣。上任不久,袁世凯便电令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
1911年11月24日,“山东全体维持会”在济南开会,名曰妥善商量当前局势。参加会议的有孙宝琦及原谘议局一批政客,大都是封建官僚和上层士绅。
会场上架起大炮,两门对准巡抚衙门,两门对准谘议局。各界人士赴会后便被告知,“会议事项,立即议决,不得延宕”。
炮口下的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决议通过:取消独立名号;取消独立临时政府;取消联合会;取消一切不合清朝行政法规的文书。
孙宝琦当场同意,并宣布改都督为巡抚,恢复旧制。
全国震惊。
山东这场独立仅仅维持了11天,可谓轰然而起,倏然而逝。
(本文得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郭大松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