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古老高超的冶炼技术、生产规模和铸造工艺,凝聚了中国古人的智慧。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升温,青铜器的造假现象也愈演愈烈。其实,从春秋开始,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青铜器的仿古与造假现象。我们请青铜器鉴定专家张颂斌先生讲解青铜器仿制与作伪的历程。
春秋时伪品鲁国制造假“谗鼎”
从文献上看,青铜器的仿制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张颂斌说,据《韩非子·说林下》记载:“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春秋时,鲁国珍藏着一只名为“谗”的鼎,这只谗鼎在列国诸侯中名声很大。有一次齐国发兵讨伐鲁国,索取谗鼎。鲁君舍不得谗鼎,可又不敢得罪齐国,就把谗鼎藏了起来,派人送去一只仿制的赝鼎。由此可见,春秋时期鲁国为了对付强大的齐国的勒索,已对珍贵的青铜器进行了仿制,后世遂以“谗鼎”代指“假冒之物”。
张颂斌说,当然,大家需要区分的一点是,上述的造假是出于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目的,严格地讲,与现今以营利为目的造假有着本质区别。
汉代仿品造假骗过汉武帝
西汉距商周时已相隔十几个世纪,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汉代人对商周时期青铜器艺术的了解已有很大局限。“到了汉代,一旦商周青铜器重见天日,往往以为是祥瑞的征兆。”张颂斌说。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牛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不过,有人怀疑此鼎是汉文帝时的作伪老手新垣平(上大夫)为献媚文帝而埋下的伪器,到了武帝时代才被发现。武帝不辨真伪,以为是周鼎,于是把年号改为“元鼎”,以资纪念。可见,当时就有为讨好皇上而进行青铜器作伪的事情。据记载,就是这位新垣平,叫人在一只玉杯上刻上“人主延寿”四个字,诡称是仙人送给汉文帝的。结果事发,被灭门三族。
宋代仿品崇古复古导致仿古热
在宋代以前的唐和五代也有仿青铜器的历史。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已记述了唐、五代官营作坊专事仿造铜器的事。今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西周觯,就被一些专家认定是唐代所仿。
张颂斌说,宋代是仿制青铜器的第一个高峰。除了常见的宋仿汉、唐铜镜外,宋代主要仿造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其主要原因是宋代统治者为了改变五代十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提倡经学、恢复礼制,尚古、崇古,加上宋徽宗赵佶的提倡,官僚文人的参与,不但收藏商周青铜礼器,而且还比照真器仿制古铜器,在省博就保存了部分传世的宋仿商周青铜礼器,现在这些仿品也有千年左右的历史了。
宋代的仿品,主要是材料与商周青铜器不同,用的是宋代当时的材料,明显的特征是铜质暗红、较软,铸造方法上用的也是宋代的技术,蜡模铸造、无范线,但是经历千年的铜锈和包浆是真实的。“宋代人在仿制的品种上,主要仿商周礼器,很少见到仿战国、秦、汉代的素器,也不仿制兵器、车马器等。”张颂斌说。
清代民国官方民间仿制成风
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清乾隆以前宋、元、明代的仿古铜器已有不少收藏于清内府。张颂斌介绍:“清代和民国时期是仿古铜器的第二个高峰。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的爱好和金石学的复兴,他们收藏青铜器用于释读金文、训诂读史、书写金文,所以同时推动了仿古铜器的发展。宫廷仿造精美礼器成风(很多瓷器都仿作青铜器的造型),形成了官方仿、民间也仿的局面。”清中、晚期多为官仿,而且部分仿器还带有清朝的底款。清末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文物的外流,再次推动了民间仿古铜器的商品化和古董商人的职业化,这个阶段应该把民国时期也算进来。仿古铜器比较有名的所谓“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苏州造”、“河南造”就是这个时期先后形成的。这一时期主要仿制商周重器,尤其是以伪刻铭文为主。仿品不但在国内泛滥,而且也流传到国外,是伴随着真品一起外流出去的。可以说,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品,几乎全是古董商人所为,做来骗人的。
“这个时期的仿品,有的造型和纹饰不符合商周器,有的无范线、垫片,我在鉴定中,几次遇到这个时期仿制的青铜鼎:有的鼎足已自然脱落,是焊锡被氧化后的结果。有的刻铭有刀痕,有的材料为黄铜,这些特点,在鉴定时都是不难发现的。”张颂斌说。
当代仿品真伪难辨几可乱真
最后一次仿青铜器的热潮,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也是仿制青铜器的第三次高峰。张颂斌说:“我见到最早的是仿战国的刀币,发现有疑问后,还登门请教过山东省博物馆的研究员、古钱币研究专家朱活先生,他也确定为仿品。之后是几乎无所不仿,不但仿制大的礼器,而且像之前无人仿制的青铜剑、铜镜一概都仿。仿品多、水平高,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望尘莫及的。”张颂斌说,造假者在1995年左右的仿古铜技术已基本掌握了古法铸造战国、汉代、唐代铜镜的工艺方法;2003年左右复制出了基本符合古代工艺流程的古铜剑。大型礼器的古法铸造工艺也被极少数人掌握。仿制新技术的出现使很多收藏者甚至鉴定专家难辨真伪,纷纷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