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鲁霞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精英”一词经历了一个由褒至贬的过程，最后甚至有些狼藉。但近几年来，汪丁丁反复论及“精英”。在他的《串接的叙事》、《盘旋的思想》两本文集中，“精英意识”构成了其思想的一线脉络。

    严谨的学者必对概念做缜密的区分和界定。在汪丁丁笔下，“政客”、“政治人物”和“政治家”皆有不同所指———贬义、中性和褒义。论及“精英”时，汪丁丁也把“精英”和“精英意识”作了严格界定———前者是一种外在的身份，后者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时下的“大师”一样，“精英”很容易自封、假冒，并使人生厌。“精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规避这一“风险”，在概念上也更加科学严谨并有利于理论的展开。

    英哲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一书中，对人类思维次序作了如下概括：重要性的感受———表达———理解。汪丁丁借用怀特海的这一思想，以“重要性的感受”来阐发“精英意识”，非常妥帖。完整的“精英意识”不仅要具有“重要性的感受”，还要具备在公共空间进行公开表达的道德勇气。表达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理解，也是对社会集结规则的影响。

    汪丁丁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下来理解“精英”和“精英意识”的。他认为，在社会集结规则的运行过程中，总有少数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会产生比其他成员更大的影响，这些“致命的少数”、“匿名的少数”，就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因此可以说，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好的社会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这么一些人的存在———他们“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假设这样一个群体长期消失，后果不堪设想———社会秩序或者混乱或者解体。

    汪丁丁反复论及“精英”和“精英意识”，是一种现实的忧虑：“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每一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言辞有些激烈却并不为过。

    人文精神的丧失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确有着深刻的关联。由诗歌时代进入散文时代，我们经历的这种转折着实突兀了些。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市场大潮瓦解了太多的东西，关注的对象改变了，感受不再具有重要性，表达也丧失了意义或道德勇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众文化都是现代化的伴物，尽管海德格尔等西哲们对现代性的结局早有洞见，但当这场宿命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是缺少了准备———所谓的市场与我们想象的那么不一样。

    就像看重道德基础对市场的重要性一样，汪丁丁寄希望于精英们的责任担当、道德勇气，以及制度对“匿名的少数”的保护———准确地说是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汪丁丁援引了哈耶克的论证：“‘好’的社会制度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为这样的‘匿名的少数’提供了保护，从而人类社会自身在极端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之内获得了转危为安和继续繁衍的更大的可能性。”不禁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即使没有另类，也要制造另类。与哈耶克、汪丁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汪丁丁从不以“精英”自诩，却是一位难得的具有“精英意识”的人文学者。跨学科的学识、问题意识和道德勇气使他始终保持对重要性的感受，并不断表达和理解着，相信他的表达已经在影响着社会———尽管是微弱的。

    我们依然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遇”。即使在此变局中，真正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依然会是少数的。对更多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不能获得对重要性的感受，即使没有表达的激情和勇气，至少可以少一些败德行为。对社会而言，即使不去有意制造另类，至少也应对他们多一些宽容和容忍。毕竟，我们都希冀一个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