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石念军  两岁女童小悦悦在佛山被碾轧身亡，28日将是她的“头七”。在一个释放悲伤的日子，又如何放下悲伤？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从扶不起摔伤的老太太到扶不起被车碾轧的两岁幼童，萦绕于耳的道德讨论振聋发聩，却又从未杜绝悲剧。略有不同的是，批评更多变成了咒骂。

    当小悦悦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8个路人的背影深处，它当然不单单是一场偶发的悲剧。习惯把责任推诿于生存环境的我们，是否同样需要检点自我？这个冷漠的社会与风气，不正是由一个个“我”开始构建的吗？

    正如广东省委书记带头反思“小悦悦事件”，呼吁“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道德水平需要行动，而不能停留于谴责。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更应该反思该如何行动，去改变这种社会风气。我们看到，当小悦悦尚且在病床上延续呼吸，广州市率先大幅提高见义勇为的奖金。让英雄流血不流泪是一个良好的期许，但我们是不是同样需要看到，仅仅依靠“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激励，社会风气也很难得到根本好转。

    日前，国家广电总局的一纸“限娱令”看上去与小悦悦事件无关，但要求卫视增加道德类节目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似乎又不能不让我们把两者相互联系。强化道德教育当然必要，但对于我们的道德教育模式本身，是不是同样缺少反思？历来塑造“英雄模范”的道德教育，有没有造成“我是路人，下一个是英雄”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人们总是把危机的转变寄希望于“英雄”的横空出世？如果我们承认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难以成为英雄，那么，寄希望于“英雄”就未免过于虚妄。

    社会风气的好转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它的周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引导，同样取决于每一个“我”的行动自觉。后者尤为重要，正如对于躺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来说，能够救她的必须是出现在现场的每一个“我”。对社会环境感到失望的时候，只有首先改变自我，环境才有可能变好。

    肇事司机落网了，小悦悦的父母并不打算提起民事索赔。内心的伤疤注定不会被金钱抚平，也不会被时光冲淡。小悦悦走了，怎样的行动都已经无法挽回夭折的生命。只有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小悦悦才能在我们的内心埋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