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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1月16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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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2年小平南巡。 (资料片) |  | 吴松营(左)与本报记者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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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海
穷则思变,20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引导困顿中的中国改革从经济上突围,整个中国遽然恢复了活力。20年来,“南方谈话”始终被描述为一位伟人挽狂澜于既倒的故事,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中国的今天毫无疑问要拜“南方谈话”所赐,它为彷徨中的中国指明了清晰的发展方向,并且坚持至少“一百年不变”。从此,历史不再逡巡反复。
“20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上”
“1月20日,深圳的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风和日丽,天朗气清,真是天公作美。”
沉淀了20年后,吴松营依然饱含深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小平南巡时,吴松营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与《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陈锡添一起,全程记录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期间的讲话。在公开场合,他多次回忆起当日的情形,遇到南巡10年、15年这样的节点,还有特区成立30年的时候,他也出来接受采访,并撰文纪念。
然而,和以往相比,此番回忆的意义却不同寻常。1月11日,吴松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去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去采访当年除自己外的其他见证者,重新整理了当时的录音和影像,搜集各种资料,以“记录人的记述”为副题,细述“南方谈话”的内情,这本名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的书本月即将出版。
除了对历史有个交代,吴松营觉得回忆这段往事更多是为了观照现实,“20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上。”
历史会有相似,但吴松营认为20年前的那种机遇很难再有。
关于那个晴朗的上午,事后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不过,邓小平88岁时的这次南方之行,远非字面上的轻松惬意。其时,中国国内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变革举步维艰,很可能倒转。所幸,邓小平在党内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他是时候去解开死结了。
“南方谈话”前三年,从未有过的低迷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经济从1989年开始陷入了改革开放后未曾有过的一段低迷。
就在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宣布自己正式退休。4天以后,在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时,他更是宣布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
早在1978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他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定了思路。务实的邓小平清楚地意识到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斗争,而中国的经济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经过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其思路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在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的一次超越。
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但战场很快转移到了城市。对开放的需求催生了特区的建立,这引起了争议。直到1984年初,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如此一锤定音,无疑是对特区的合法性争论的总结。
随后开放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掀起了思想领域的碰撞。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常处于各种思想的交锋之中,左派和右派也在互相博弈。
时间到了1989年下半年,“左”的力量迅速回潮。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加上东欧剧变等整个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社会上对要不要进一步改革产生了疑虑,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捍卫者找到了否定改革开放的现实支持。他们对改革者提出了这样的质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姓“资”还是姓“社”的追问甚嚣尘上,有些文章的矛头直指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他多次讲到的“市场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观点,更是成为被批判的靶子,认为它背离了社会主义。
眼观中国和世界的风云变幻,退下来的邓小平没有说话,这是改革开放最艰难的时期,他还在思考。
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的40分钟
1991年初,邓小平照例来到上海过春节。他说话了,他觉得上海其实开发晚了,浦东本应该早点儿开发。他又提出了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认为“改革开放还要讲”,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也要更快一点。
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仅限于一个小的范围,但通过“皇甫平”这个名字,讲话内容从辛未年正月初一开始就传遍了全国。
《解放日报》连发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其中表达的观点主要源自邓小平上海讲话的内容。事后得知,这些评论其实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和《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是黄浦江畔的评论的谐音。
在改革一片沉闷之时,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躁动,不少报刊迅速发动反击,明知其中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但他们仍然大加挞伐。“左”的文章开足马力,不惜扣大帽子,去猛烈批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呼吁继续推进改革的声音很快受到压制。
1992年初,邓小平悄然南下。从1月18日到2月21日,他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在深圳发表了震撼中国的“南方谈话”。
2012年1月9日,时任深圳国贸大厦接待科副科长的任文霞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92年1月19日,深圳下着大雨,但第二天就晴空万里,整个城市空气清新,一尘不染。20日,国贸大厦顶楼旋转餐厅的视野极其通透,邓小平在9时40分到达旋转餐厅后,等望到远处香港新界粉岭市区的高楼后,沉默少言的他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这让包括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以及任文霞等在场者都激动不已。
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的40分钟里,邓小平滔滔不绝,他不断重申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一定要搞,步子要迈得快一点,如果错了改了就好。他留下了大量影响深远的政治格言:“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在有香港媒体、海外媒体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没有同意国内媒体发布消息。直到3月26日,记录邓小平深圳之行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才在《深圳特区报》刊出。与皇甫平的评论不同,邓小平的讲话迅速被全社会追捧。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左”的力量就此偃旗息鼓,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开始了急行军。
“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
历史就发生这一次,吴松营感念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振臂一呼,“是他的威望、他的讲话本身的重大意义让‘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我们当时盼这个讲话已经很久了。”
其实在1990年,吴松营等人就花很大功夫制作了一部电视政论片《世纪行》,以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希望社会上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这(该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但不可能改变当时整个中国政治思想界的混乱状态。”吴松营觉得需要有人来扭转改革的方向。
“我们一直在盼小平来,后来他真的来了,我们事先想到了他来到深圳会肯定深圳姓‘社’不姓‘资’,会肯定深圳的发展,但没有想到,他是从全国的高度来讲的,这就不光是深圳的事情,而且是全中国的事情了。”
“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社会内部才产生了强有力的共识,改革的路线得以最终确定。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在沿着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前进。
1月11日,新任广州市长陈建华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忆起当年自己作为谢非的秘书为小平“南方谈话”录音时,也不禁声音哽咽:“小平同志在南巡中那种革命的理想主义跟革命的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南方谈话)会超越时空,20年,50年……我想100年后,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位世纪伟人对中国的那份热爱……”
不少当时的见证者都已退居二线,吴松营之所以还愿意写书去回忆,是因为他觉得现在仍然需要“学习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正视各种问题,积极去解决。
与以往单纯的纪念不同,这次吴松营更关注现实的改革问题。“‘南方谈话’过了20年了,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不行了,经济与政治、文化已经密不可分。”吴松营觉得现在的中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上,“迈过去了,就会有大的发展。”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就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吴松营想从中寻找对现在的改革有所启示的理论资源,在书的后记中,他写着“求索路漫漫”。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凌志军著《变化》,吴松营即将出版的新书《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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