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一场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博弈
一群家长与教育部的博弈
激辩异地高考,为了各自的利益,还是为了更大的公平?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教育部信访办的小院就会迎来一批家长,他们操着南腔北调,呼吁“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
院里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两回,家长面孔多有变化。两年来,就连最坚定的参与者杜国旺也承认,希望从未真正降临过。
这个17岁孩子的家长对异地高考有一堆想法,甚至,他设想过邀请教育部长坐下谈谈,告诉部长“孩子们真的耽误不起”；他也想跟京沪家长聊聊,特别是那些称他们为“异闹”的人,“各说各的理,他们说他们的担忧,我们解释。”
“很快到底是多久啊?”
即使在中关村这种精英聚集的地方,杜国旺依旧符合人们对“成功人士”的定义。
他刚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IT公司,他的家位于“中国硅谷”中关村的核心区。业界大会上,西装笔挺的“杜总”常常获邀发言。
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农民儿子,在北京打拼12个年头后,志得意满,“自我感觉很成功,像是人上人。”如果偏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他至今没有北京户口。
早在9年前,杜国旺就领到了北京工作居住证,这张“纸”,被人叫做“北京绿卡”,这让杜国旺的儿子——一个满口京腔的阳光男孩顺利在北京念完小学、初中,但在高考上,“绿卡”失灵了,明年孩子只能回内蒙古应考,“那里的教材和北京差别很大。”
这位IT精英觉得不公平,“当年是北京用政策吸引我们来的,等到孩子要高考的时候,就不管了?”
唯一能带来点希望的消息是,在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表态:随迁子女如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调研。
“很快到底是多久啊?”杜国旺准备去教育部问问这个问题,尽管他连教育部大门在哪都不知道。
彼时,在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信访办的偏僻小院里,一场例行活动正在进行。
几十个家长站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挨个演讲,表达子女在京城求学的不公正待遇。夹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暗示他们的共同身份——“外地人”。
这些家长们的共同点不止于此。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多年,多数收入尚可,有社会保险,生活体面。孩子也一直跟着父母在北京上学,小学,初中,直到高中。
由于没有户籍,这些“新北京人”的“外地人”标签始终相伴,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学校里评优评奖,更不能在这里高考。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秋季开学,北京市义务教育随迁子女约47.8万人,创历史新高。
过去的两年,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这些家长准时出现在这里,一次又一次递交万人签名册、建议书。
不过,希望从未真正降临过。当一位情绪激动的家长准备跪下请愿时,刘枫制止了她,“我们是公民,为什么要下跪!”
也许,教育部就需要我们来推一把
刘枫是这个活动的“元老级”家长,每次精心准备的材料石沉大海,失望归来后,她会继续准备下个月的。
“也许,教育部就需要我们来推一把。”刘枫并不沮丧。此前,这个户籍上海的母亲,通过相似的办法,与家长们争取到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小升初的同城待遇。
偶尔,家长们也变点花样,穿上统一的白T恤,模仿年轻人表演行为艺术。这个处在大木仓胡同深处的僻静小院,有时会传出嘹亮的国歌声。他们渴望引起注意。
家长们自建的“我要高考”网上,公布了61个QQ群的号码,每个群都有联络员,群里有超过1万名家长,分散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份。他们有完善的捐款流程,财务网上公开。每月不定期开家长会,商量下一次活动的主题。
杜国旺在这个团队里,主要负责联系专家。在家长们召开的关于异地高考研讨会上,经常出现张千帆、储朝晖等知名专家的身影,还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记者,都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邀请来的”。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曾就解决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问题向国务院递交建议书。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组成员,在参加了两次研讨会后,储朝晖感慨,“这是一群有一定的话语权,思想意识比较靠前,懂得维护公民权利的人。”
这些非京籍家长的声音被逐渐放大,最大的好处是征集签名变得容易,如今,已有103697人签名支持异地高考。
只是与教育部的博弈,仍然让杜国旺感受到“庙堂之高”。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官员对话,得到的答复“不是没结果,就是‘踢皮球’”。在被保安“咣当”一下推出门外后,这位公司副总裁发现自己“卑微得像颗沙粒”。
杜国旺希望决策层能关照非京籍家长的诉求。今年全国两会前,家长们上网查找了2494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地址,逐一核实后寄送签名册,附带他们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
这个发布于去年10月的民间版方案,建议“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来认定高考报名资格”。家长们收到了20封回信,他们的诉求在两会上成为热议的话题,有50多位代表将民间方案作为议案素材。
舆论聚焦下,今年3月,袁贵仁再次就异地高考表态,称方案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用不了10个月就会出台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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