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仁谦
一件事,心小事就大了,心大事就小了。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心该有多大呢。
那年晚秋,生产队用拖拉机从山里往场院拉花生。花生还挂在秧上,有的半干了,有的已经干透,一排排高高地垛在拖拉机那个不大的斗子上。
一进村,孩子们就等不及了,蜂拥而上,吵吵嚷嚷地就把一个拖拉机团团围住了。我也钻到了拖拉机头与斗子之间的一个空地方去了。
那时,脑子可能被花生填满了吧,也不知拖拉机手啥时坐上了驾驶座,也一点儿没听到大人们的叫喊和突突的拖拉机的启动声,等我发觉拖拉机轮子转动从地上爬起来时,拖拉机斗子已带着墙一般高的花生垛压了过来。我下意识地慌忙往一边躲,可外边是一堵二三十米的高墙,哪儿有我的躲避之处,一刹那,我就被挤到了拖拉机斗子和高墙之间。
这时,我听到了人们的惊叫声,可拖拉机发动机的噪声还是把人们的叫声盖住了,拖拉机依然往前开去。一边是山石砌成的坚硬的墙壁,一边是钢铁铸就的冷冰冰的车斗子,我就像面团,被车斗子在墙壁上揉来揉去……
拖拉机挤过去了,我就一下子瘫在了地上,人们围了过来,争着问,咋样?还能说话不?
腿快的几个孩子,飞一般跑去了我家,一会儿母亲就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跑来了,身上还挂着一个破围裙。母亲扑到我身上,双手在我身上这儿那儿不断地摸,嘴里也一个劲问,哪儿疼,哪儿疼?
人乱无智。母亲脑子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有人提醒说,快去医院吧,晚了可别出什么岔子……
母亲这才回过神来,搀着我,说起来走走,快点儿。
我站起来,在母亲的拉扯下被动地活动着腿脚。母亲就一个劲地问,腿疼吗?胳膊疼吗?把身体上一眼能看见的部位问了个遍,我懵懵懂懂的,就像在梦中一样,只机械地摇着头。
母亲松了一口气,不大要紧。人们也跟着说,没什么大事,万幸呀,你说说……
人们都散了,拖拉机也开走了。母亲这才扯着我往家走,到家后,母亲又问,有疼的地儿吗?
那时条件所限,人们对疾病的判断很简单,疼还是不疼,疼的程度,以此来判定是否有病,病的轻重。
我这时还没从惊愕中醒过来,不管母亲怎么问,我只是一个劲地摇着头。其实,摇头、点头或别的动作,我那时分不清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时,母亲一个人持家,父亲在外地,我还有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妹,而且去最近的公社医院也得走几十里山路,没交通工具,母亲叹了口气,无奈地放弃了去医院的打算,但想想还是不放心,就抱着小的牵着大的,去了赤脚医生的家。
赤脚医生也就是比母亲多了一样,摸了摸肚子,说没大事。
一家人就回去了。
几天后,一家人要去走亲戚,路过公社医院,母亲领着我找了一个大夫给看了看。那时也没见有什么检查设备,大夫就是挂上听诊器听了听,蜷起手指头在肚子上敲了敲,然后弯起四根手指往肚子里使劲挖,过了一会儿,大夫坐回椅子上说,肝大,已经到肚脐眼以下了。
母亲急着问,要紧吗?
大夫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小孩子长大就好了。
母亲的心就放下了,既然长大就是最好的药,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小孩子都会长大的。
就这样,小孩子装下了他不该装的事,尽管他还无法消化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我开始懂得了恐惧、生死、绝望等这个年龄段孩子不该懂的事,仿佛忽然之间长大了——在不该长大的时候。
看来,人的成熟不一定以年龄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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