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14日,《金瓶梅风情谭》《红楼梦风情谭》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召开,李希凡、蔡义江、王扶林、阎崇年、张庆善、黄霖、宁宗一、吕启祥、孙玉明、郑春等学者专家到场。在这两部新著中,马瑞芳用散文笔法对《金瓶梅》《红楼梦》的风情、风物给予新颖独创的解读与评价。马瑞芳称,古代小说中的风情、风物并不是简单的呈现,而是与故事中人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风物”看“红楼” 是人物命运的一部分
齐鲁晚报:专为《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物写文章,似乎与研究相去甚远了,当初为什么写这样两部书?
马瑞芳:这两部新书是我在齐鲁晚报的专栏“金瓶梅风物志”和济南时报的专栏“红楼梦风物铭”的文章结集而出版的。专栏当时也就写2000字一篇,写得非常扼要,而在成书的时候,我对很多文章进行了扩充,把更多需要的资料都放进去了,文章内容更丰富。
其实,古代小说中的“风物”写起来很累人,我都宣布“我要休息,我要罢工”4年了,却一直没法把工作停下来。
齐鲁晚报:写“风物”就要从细节入手,您在写这些文章时,应该不是从民俗学来研究“风物”的历史、精细度等问题吧?
马瑞芳:这些文章都是从细节入手,而且这些细节不是一般的细节。我是写小说的,我知道细节的重要性。文章中并不是简单把“风物”呈现出来,而是看到了风物与人物命运的关系,看到了这些“风物”牵扯到故事的进展。
像《红楼梦》里的通灵宝玉、金锁、王熙凤戴的朝阳五凤挂珠钗、贾母的碧纱橱,这些东西看着都是平常的事物,实际上这些风物都牵扯到人物的命运。像通灵宝玉本身,它既是一块顽石,又是曹雪芹的象征；金锁是薛家蓄意打造来缔造“金玉良缘”的。《红楼梦》的风物里面最必不可少的就是大观园了,大观园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独特的园林,是每个人性格的延伸,小说中每个人物都需要它特定的环境。林黛玉就需要潇湘馆,绿色和白色是主调,竹子、水仙等都与雅致联系在一起；贾宝玉是富贵公子,怡红院有海棠有芭蕉,红香绿玉,怡红院是最富贵的地方。《红楼梦》的风物确确实实是人物命运的一部分。
学术转向通俗 “现在做的是我喜欢的事”
齐鲁晚报:您是红学大家,为什么您的文章越写越通俗易懂?
马瑞芳:我为什么要用这种写法,是因为我写了几十年象牙塔里面的书,起什么作用呢?比如,从1980年-1984年我写了一本《蒲松龄评传》,18万字；从1985年-1989年写了《聊斋志异创作论》,只印了3000册,20年都没卖完。这些书都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圈和极少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流传,其他人根本不看。后来我发现,百家讲坛播出的《马瑞芳说聊斋》成书印了七八万册,《马瑞芳趣话红楼梦》开印就5万册,当月就再版了。我可以用最简洁、最明了、最通俗的语言,让文章雅俗共赏,把自己的研究告诉更多的读者。我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面,说“传统文化,服务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
所以这两部书延续了我的“趣话”系列的做法,把它更加专栏化、散文化,文章更可读了。其实,写这样的文章比写大块研究著作要难,你要把一万字的内容,浓缩到4000字甚至2000字里面,你还得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齐鲁晚报:您这几年的著作确实越来越雅俗共赏了。您怎么看待您作为一名学者的这种转变?
马瑞芳:我这种情况是特例,一般人60岁退休,我是66岁才退休。上《百家讲坛》的时候我62岁了,照常理说应该退休了。可是这之前我搞的全是象牙塔里的研究,在学术专著上,我认为我是做出了一些贡献。这些研究是有必要的,但是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也很有必要,我两边都照顾到了。我的研究任务已经完成了,作为大学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喜欢钻研小说,喜欢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才写了这两本书。但是年轻的学者若一开始就这么做,我认为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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