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古代中国人常常把物价低当成国富民强、政通人和的标志,唐玄宗开元年间低廉的物价,几十年后时常被经历了噩梦般安史之乱的诗人们拿出来忆甜思苦,而王莽瞎折腾币制改革搞到百物腾昂,则被正史野史贬损得抬不起头来。
然而让史学家和道德家们颇尴尬的是,如果照这个标准去衡量,“最佳朝代”恐怕要授予传统性、习惯性反面典型——秦朝,因为秦朝的物价实在便宜得过分。
就拿最容易比较的米价来说吧,前面提到的“先进典型”唐朝开元年间,一斗米的价格是铜钱十三文,安史之乱后暴涨到一斗七千文,唐朝覆灭前更达到一斗三万文的天价。其他朝代,北宋时一斗米的价格一般在六十文左右,丰年会跌到五十多文,荒年可能涨到九十文以上,在战乱频仍的靖康、绍兴年间,原本最富庶的江淮流域,一斗米的价格竟涨到数千文之多。明代初年号称天下大治,物价十分便宜,一斗米的价格约为二十五文,到了明末崇祯年间,已涨到三百文一斗。
那么秦代的米价是多少钱一斗?说出来估计要吓人一跳——三文。大家都知道,历史是真实的,但历史记录却很可能是虚假的,那么,秦朝三文钱一斗米的惊人价格,会不会是御用文人们生花妙笔所虚构的呢?
大家知道,秦朝从统一到灭亡,总共只有15年的光景,目前关于秦朝事迹的记载,大多是其“敌人们”留下的,趁机泼污倒有可能,给“万恶的旧社会”脸上涂金的事是不会干的。不仅如此,许多同时期的其他历史记载也都表明,秦代的物价的确便宜得让人吃惊:公元206年,刘邦打进秦朝首都咸阳,发了一笔横财,手下文武百官纷纷向“老大”献礼,礼单标准是多少呢?三文钱。管后勤的萧何送了五文,就被刘邦感激了半辈子,后来刘邦打下江山,论功行赏,萧何在朝臣中封赏最多,他的故乡沛县、砀山一带至今还有传说,称这些封赏是当初那多送的两文钱换来的。有记载称,秦代从位于河南的三川郡动身去今天北京、天津一带的涿郡,带上一百文左右的盘缠,就算得上十足的“穷家富路”了。
那么,历史上褒贬不一,且为时短暂,又前后连接着两段兵荒马乱期的秦朝,物价为啥这么便宜?
其实秦朝的粮食产量并不算高,从记载上看,农民一年到头辛苦,也就能勉强糊口。但从商鞅变法开始,秦人通过按亩征税,把人口中的大部分牢牢困死在田地上,又确保了政府财源和军粮供应的稳定,这样一来,“吃商品粮”的人口比例很低,粮食的市场流通价值也就高不起来,粮价纹丝不动,其他商品价格自然也涨不到哪儿去。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秦朝恐怕是对工商业最宽容的朝代。和农业领域的高压管制大相径庭的是,秦朝对工商业一直是“放开搞活”,一些在大多数朝代属于战略管制的领域,像冶铁、制盐、水银开采等,在秦代是不受特别管制的。商人们的地位并不高,但致富渠道却很畅通,比如靠冶铁发财、富可敌国的卓氏,本来是赵国的冶铁世家,赵国灭亡后作为战败国移民被迫迁往成都,没过几年却能靠重操旧业再次发家致富。
一方面是在工商业领域“放”,另一方面是在金融领域“收”。秦代对货币管制很严,不但把原先杂乱的各国钱币统一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而且规定只许官府铸造,不许民间私铸。从留下的秦代《金布律》可知,秦代将好钱、坏钱按比例每一千文串做一串,加盖郡丞、县令的官印,保证强制性流通,这种由政府权威担保的金融信誉,确保了货币的信誉。
当然,疆域的统一,交通的改善,也是秦代物价低廉的重要原因,但毋庸讳言,在工商领域的“放”和在金融领域的“管”,是基础不佳、寿数不长的秦朝能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稳定低物价的关键。
(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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