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当孔圣人化身卡通人物出现在儿童读物里的时候,他依旧是那个循循善诱的道德楷模。新近出版的《论语精彩故事绘本》,孔子和儒学又一次承载了人们对儿童教化的期待。
持续十几年的国学热依然在蔓延,读经班里,孩子们摇头晃脑似懂非懂地读着这样那样的经典读本。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国学读物?国学经历的起起伏伏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社会土壤?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文章,呈现国学读物流行背后的一些思考。
经典阅读: 在教材里遇冷,在社会上走俏
近日,深圳市崇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与青岛出版社联合推出《论语精彩故事绘本》,这套书改编自戛纳电视节最佳动画片《孔子》。
《论语精彩故事绘本》主编赵先德说,这套书从《论语》中精选了最为经典,且利于幼儿理解、适合于亲子阅读的五个故事,配以精致的手绘图画,告诉孩子们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智慧。
赵先德相信儒学教育的力量,他能脱口举出受儒学影响的一系列科学巨匠,“比如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还有梁思成、邓稼先、杨振宁,在他们的教育经历中,都深受儒学的影响”。每每说到这里,他总会心生感慨和遗憾。“现在儒学都被很多人抛弃了。”赵先德说,大陆现在的教材中几乎很少见到有关儒学的经典。
2012年,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在北京发行。这一教材由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国学教育专项研究课题组编写。课题组副组长张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小学阶段教材的国学内容只是古诗词或者名篇,不仅量不足,而且把对国学的理解简单化。“什么是国学?一国之术,通俗讲就是儒、释、道、兵、医、艺等。”在张健看来,国学文化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古诗词呈现的只是一小部分,“严格地说,在现行的教材里面其实是看不到国学的”。
更早的2011年,新华出版社把台湾地区的“国语必修课本”引进内地,以《国学基本教材》为名出版。这也是大陆首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内容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国学经典,这套在台湾已经使用40多年的国学教材,主要由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大学教授编写而成,教材在编辑上采用的是把经典层层专题化的方式。例如,对《论语》的解读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
与国学教材出版滞后相对的是,读经热潮在民间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强在一篇文章中说,2000年前后,少儿读经运动在大陆兴起,这一运动在2004年关于读经的争论中达到高潮,其余波一直持续至今,有学者估计,大约有1000万少年儿童参与到读经运动中。与少儿读经热相伴随的是,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推广传统文化的民间团体,有学者将这一波国学热称之为“民间的”、“民众的”、“草根性的儒学复兴运动”。
去粗取精: 不要把传统的糟粕塞进孩子的书包
当现行的教育体制被各界广泛批判,读经运动背后对传统精神文化的追寻,在市场的推动下,很快席卷了众多城市。
不过,由于长期“群众办学”,儿童国学启蒙一直没有统一的教材,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教学计划,一切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中。师资力量、教材的选择都由各家培训机构自行确定,水平参差不齐。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对此心存忧虑,“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对国学会有多了解、又能积累多少知识,令人心存疑惑”。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丁海东对儿童读经运动做过如下总结:儿童读经主要是选取诸如《三字经》、《弟子规》,以及《千字文》、《百家姓》乃至古诗词等传统国学经典作品作为诵读对象,以成人领读、幼儿跟读并不断重复为基本方法,即贯彻所谓“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方针,以让幼儿背诵熟记其相关内容为主要目标,而并不追求幼儿对于诵读作品的真正理解。
无论是在学界还是社会上,对于少儿读经一直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争议。赞美者认为此举可以为孩子打下传统文化的基础,在日后显现其教化作用；批评者则提醒国学经典必须进行甄选,避免某些僵化保守观念的复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杜霞说,要防止国学经典教育中的道德意识过度膨胀,避免把“国学”变成“道德”的代名词。杜霞举例说,在众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国学经典读本中,都不约而同地把被国学大师吕思勉称为“无甚精义”的《孝经》收入其中,“从中不难看出编选者唯道德是举的标准,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难免又把传统的糟粕塞进了21世纪孩子的书包”。
2010年前后,民国语文老教材曾红极一时。有人将民国年间的《开明国语课本》和国学热联系在一起,教材编者叶圣陶的孙子叶兆言却不赞同,“这本书跟国学毫无关系,国语和国学是两回事,国语就是语文。我想我祖父的观点和新文化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如果以让孩子学国学的理由来卖这本书,那是忽悠”。
社会土壤: 传统文化应成为中国人道德重建的资源
“目前民族的道德问题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张健说,100年前,蔡元培以国家的名义推行西方科学教育,把民族文化剔除于教育系统之外。解放之后的十年“文革”,民族文化教育再次受到冲击。国学,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优秀因素被抛弃,而健全的人格教育体系又没跟上,以致现在社会道德滑坡问题凸显。
经常拿来作为对比的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则有多种方式推广国学。学者叶匡政说,在台湾的《语文课程纲要》中,明确地将“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其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规定《国文》要占到正规学习时间的30%,并逐步提高文言文的教学分量。在高中阶段,国学所占比重更大,《国文》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属必考科目,占总成绩的50%。在国文课程教学中,将经典与经验相结合,“吸取古人深思、反省之生活智慧,并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配合现代思潮,以达新旧传承之目的”。
在大陆,国学经历了几番起起伏伏后,最近以一波持续多年的“国学热”占据公众视线。在学者雷颐看来,这离不开当下的社会土壤。“国学本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雷颐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国学从被冷落到走红,一方面是其代表了传统文化精萃,足以将人吸引过来；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的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更重要的是,国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
“国学热”背后的现实意义也不容忽视。雷颐在文章中提到,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国学漫谈》一文,季羡林在文中说“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
此后,“国学”二字频繁见诸媒体。其中,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成了国学从象牙塔走向民间的一大推手。张志强注意到了2006年中国大陆忽然出现的“于丹现象”。毋庸讳言,于丹的《论语》是为消费文化服务的《论语》,其适应心灵消费的“心灵鸡汤”性质显然。
“于丹的孔子,是一个去政治化的孔子,一个将圣人去政治化之后呈现出的‘日常的孔子’。”在张志强看来,这种孔子形象被大众文化追捧,恰恰表明了民众对日常道德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实际上与中国人总是从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意义之落实的传统心理有关。“一个面对日常生活的圣人,恰恰是当代中国之所需,而我们所需要的创制也恰恰是针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道德创制。”张志强说,曾滋养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几千年的传统资源,在当前有可能重新满足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之需求,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重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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