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当中,一直有绕不开的欧洲情结。然而欧洲在经历近代以来由海洋文明扩张所带来的先发优势后,如今已辉煌难再。欧债危机爆发于希腊,是否只是历史偶然?欧盟获诺贝尔和平奖是欧洲文明的重大创新,却缘何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欧洲衰落的态势?近期,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的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的新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景公司出版。全书打破了仰视西方的惯性思维,深入剖析欧洲海洋文明之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欧盟的困境是一体化进程的问题,但是,欧盟困境背后的人的因素,更非一天造成的。欧债危机不只是制度问题,更是人的问题,折射出欧洲人的三漫(慢):散漫、浪漫、傲慢。
散漫的希腊人、浪漫的法国人、傲慢的德国人是欧洲人“三漫(慢)”性格的典型写照。
欧债危机纠结于散漫的希腊人,聚焦于傲慢的德国人,寄希望于浪漫的法国人。
散漫的希腊人,债务危机后广遭批评。中国人是今天能完成的事绝不拖至明天；希腊人相反,明天能做的事情绝不今天做。皮尤的调查报告表明,举世公认的工作最不上心的欧洲人是南欧人,尤其是希腊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有学者估计,多年以来,希腊人不报收入、不交税的经济活动,即所谓的“影子经济”,一直占到GDP的25%以上。希腊国际竞争力排世界的第96位,而福利水准排名第3位。希腊有一个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养了40个园丁,养了30年,而且还准备再养30年。债务危机后发现修道院里没有花园,所以都是吃空饷的。一说紧缩财政老百姓都上街了。上班的时候都不来,罢工的时候全来了,出勤率还挺高,全国超过了50%!所以说欧洲的情况,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释最简单:生产力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只能往回找。
更进一步说,希腊人根深蒂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蔑视,对“家庭”、“朋友”、“社团”的依赖,为希腊困境做了很好的注脚。希腊著名哲学家斯特里欧斯·拉佛斯在谈到希腊危机中的文化因素时说——对希腊人而言,自身的感受远远比统计数字重要。希腊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家庭,是多元表现出的个人价值。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算起,希腊入盟32年,但欧盟的现代价值观并没在希腊深入人心。现在只是希腊和欧盟“兼容”而已。
傲慢的德国人,被指责要对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负责。欧债危机将德国推到了风口浪尖。德国问题本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如今又成为欧债危机的关键。德国大文豪歌德曾如此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德国人的性格:德国爱国者是如此的傲慢,他坚信一切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把别的国家取得的成就也僭称为自己的,因为据说这些国家不是德国的后代,至少也是德国的远亲。在德国人看来,欧债危机还只是一场别人的危机: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塞浦路斯。多年来欧洲维持向前进,是因为市民与精英分子对于一体化进程的好处有心照不宣的共识基础。现在这种共识在两头都已经破裂。一方面,市民收回了他们给予欧洲机构管理统治的空白支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体化进程已经触碰国家范围尤其是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中最敏感的神经。但更令人吃惊和意想不到的是,在这种人民的反叛中还加入了所谓“精英”的反叛。德国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民意调查显示,63%的德国人不再信任欧洲,53%的人认为德国的未来与欧洲无关。在精英人群中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鉴于德国的重要性,德国的任何变化都将对建设欧洲产生深远影响。没有了德国的信任,法国可以在经济上幸存下去,甚至可以和英国一起在对外政策上填补德国留下的漏洞,但是显然,如果没有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完全承诺,欧洲一体化根本走不下去。
浪漫的法国人,是欧盟自诩的“生活方式超级大国”的真实写照。浪漫和闲情逸致总是结合在一块儿,而闲情逸致总和慢节奏相关。法国人的懒散是出了名的,这世界上也没哪个国家的人有他们那么多假日,还有香水,据说是因为他们懒得洗澡的产物。再说,他们没事又爱与艺术打交道,你说他们能不浪漫吗?然而,欧债危机的解决除了靠德国的经济实力外,还得指望法国的浪漫想象,因为法国是真正统治过欧洲大陆的国度。法国人的忧虑,是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又一肇因。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西蒙·库柏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人之所以害怕改变,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是地球上最好的。改变意味着要失去一些东西。
欧洲人的“三漫(慢)”,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欧洲经济的“三高”——高债务、高福利、高失业。希腊的高债务率、德国的高福利水平、法国的高失业率,同样是其典型代表,共同演绎了今天欧元的困境。
“二战”后逐步形成并在欧洲盛行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曾一度有助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可是,当前这种模式愈来愈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首先,它削弱了欧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其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据统计,德、法、意三个欧盟大国的福利支出已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从1970年以来,美国人均年工作时间增加20%,达到1840小时,而同一时间内欧盟15国人均年工作时间下降20%,为1550小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使欧盟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其次,高福利政策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使欧盟不少国家入不敷出。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削减福利,裁减员工,这必然会触及公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希腊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罢工、抗议浪潮不断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突出地暴露出欧洲以借贷维持的高福利制度的深层次弊病。
欧洲在“二战”后,由于社会民主思潮与工人运动崛起,加上多党制加剧的政党竞争,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抬高。今天,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超过劳动生产力所创造的价值,这一方面形成债务危机,也造就了约占人口10%的懒汉,移民冲突与极右势力崛起又加剧社会危机。因此,欧洲陷入“谁改革福利制度谁下台,不改革又克服不了债务危机”的两难。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养懒汉”成为民主的代名词时,由生活方式带来的欧洲衰落就活生生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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