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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8月14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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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修璐璐
本报通讯员 孙志刚 吕连兴
2013年8月5日,86岁的孙玉敏在海阳病逝。
这位烟台最后一位“全国民兵英雄”的离去,让那个充满战火与硝烟,热血与理想的年代又失去了一位亲历者与记录者。距今70多年前那场海阳全民皆兵的“地雷战”,如今,还存在于电影、博物馆和老人的记忆、年轻人的“听闻”里。
孙玉敏曾是海阳三位“全国民兵英雄”中年龄最小的一位。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评选出的“全国民兵英雄”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10位,而海阳就占了三个名额,可见当时胶东人民抗战的积极性有多高。
在孙玉敏去世后的一周里,我们走访海阳的很多地方,去寻访其他和地雷战有关的人和物。英雄会老去、死去,但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在后代人种种的记录和思考中永生。
地点一:海阳市北郊朱吴镇 已经很少有关于地雷战的记忆了
海阳市的北郊有个镇叫朱吴。电影《地雷战》的拍摄地点就在朱吴镇的山中涧村。但真正的“地雷战”战场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海阳市行村镇赵疃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里。
作为当时火遍全国的电影《地雷战》的拍摄地,这个地方目前成为了海阳当地的“地雷战旅游景区”,当记者下午五点半到达时,正好赶上最后一班旅游客车载满游客返回海阳市区。
地雷战旅游景区的道路是一条狭长的上山路,两边建满了杂货店、饭店和纪念品店等商铺。有趣的是,为了配合地雷战的主题,这些房子都被刻意建造成了抗战时的样子,连墙上刷的标语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不过简繁体字都用在了一起,看起来有些别扭。
在路上还可以见到写着“红色革命餐厅”、“《东方红》大舞台”的建筑,在一旁的牌子上印着一群身着抗战军装的人的照片,他们做出向前的姿势,在他们的头顶,写着《地雷战》主题餐厅的字样。
在一间屋子前,我们见到了在这里乘凉的一位65岁的老人,得知孙玉敏去世的消息,他满脸惊讶:“孙玉敏去世了?这么说海阳的三个全国民兵英雄都没了?”这位老人说,年轻的时候家里的老人们经常绘声绘色地给他讲地雷战的故事,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几乎是海阳人人皆知的英雄,那些战斗的故事曾让他热血沸腾。
“现在老人们一个个都走了,要么就糊涂了,所以年轻人都不知道地雷战这档子事喽。”老人说,这里只是当年《地雷战》的拍摄地,所以除了前面有颗出现在影片里的“镇妖石”,和开放时间在前面的广场处演出的“地雷战”真人版之外,就“再没有什么了”。
地点二:海阳市地雷战博物馆 电影中的“头发丝雷”有迹可循
返回海阳市区时,我们遇到了30多岁的吴先生。提到地雷战,他顿时兴致高涨,告诉我们市区内有一家“地雷战博物馆”。
吴先生也是从小听着地雷战的故事长大的。“我在假期的时候,还领着女儿过去参观来着,是免费的。”但同时他也承认,孩子对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兴趣。“估计看过之后就忘了。”他笑着说。
地雷战博物馆的馆长隋俪荣介绍说,在暑假白天时,这个博物馆的客流量是最大的,一般是外地游客组团来参观,或者是本地人带着孩子来看。同时,这里还会不定期的组织单位或者学校的人员进行爱国教育宣传活动。
在地雷战博物馆里,陈列着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到抗战时期的各种文物。1940年,日军正式入侵海阳,当时行村和凤城驻扎的主要是日军,而其他地方“二鬼子”(即日伪军)比较多。
1941年,许世友在榆山大会战中解放了海阳近8成的地区,并在两年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从此之后与胶东结下不解之缘,赵守福和于化虎的名字就是许世友给改的。
1943年,赵疃的武委会学习青岛大泽山地区的经验,使用地雷与敌人展开作战。在地雷博物馆内陈列着的物品如地雷、枪支缴获的刀剑等大部分出自那个时期,其中地雷还分为铁雷、石雷、夹子雷等好几种类型。
据讲解员介绍,当时触发地雷的机关都是聪明的农民利用家中常用的物件制造出的。所以电影中的“夹子雷”、“头发丝雷”等都有迹可循。“从这些陈列品可以看出当时民兵们的装备非常差,只有使用地雷才能对敌人进行较有效的杀伤。”
孙玉敏从年轻到年老的照片都单独放在了一面墙上。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她和赵守福、于化虎英姿飒爽地并排而战的照片。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评选出的“全国民兵英雄”在海阳有3位,而“胶东民兵英雄”则有100多位。
地点三:赵疃地雷战遗址 看不到曾经战争残酷的痕迹
真正的地雷战遗址赵疃村显得更寂寞些,这里离海阳市区约有四五十里地,很少有游客会专程搭车过来,只为看一看那里的纪念碑。
赵疃村是赵守福的故乡,直到现在那里还保留着他居住的老房子。这栋老房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自从赵守福去世后,由于无人打理,这里基本已经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墟。
想要进房子,就得拨开随处拦路的蛛丝和半人高的杂草。屋子里的锅台歪斜、墙皮脱落,满是长久无人居住的痕迹。在赵守福的卧室,有两把破损的藤椅歪歪斜斜地靠在墙边,墙上贴满了中文和英文的报纸,炕上还放着几个花花绿绿、却积满灰尘的坛子——赵疃村的村民将这个房子里的东西都封存在这些坛子里,因为之前有人来过的时候和他们说过“这里的东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应该妥善的保存”。
在房子的不远处,就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疃地雷战遗址。在指示碑的旁边还放着一个石碾,这个石碾是当时抗战时留下来的,作用是碾磨地雷中的炸药。
再往上走,就可以看到1995年时树立的一座丰碑,上面由迟浩田亲笔题写的“地雷战精神永存”七个大字。而背面则刻有立碑的由来,在其中可以看到“在地雷战中,海阳人民共歼敌六百七十三名”等字句。
在碑后的凉亭中,我们意外的找到了现年82岁的一位姓赵的老人。他说,发生过地雷战的这个村子80岁以上的老人还剩下十来个,而90岁以上的只有4个,并且都已经糊涂了。
抗日战争时期,他才十几岁,他只记得当时日军来扫荡过两次。“当时大家的武器都很差,民兵们的装备仅限于几把土枪和三个土炮,所以后来大家发现地雷好使时很高兴,于是变着法的研究和改进地雷。”
“当时的地雷分绊的、踩的还有拉的,拉的比较少,因为那得有人看着。”提到地雷的种类,赵老说,其实电影里的地雷有些是虚构的,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头发丝雷”属于踩雷的一种。
老人越说越兴奋,“抗战那会,大家的生活真是苦,和现在根本比不了,人们的观念也已经变了。”当年打仗时使用的武器,现在变成了稀罕物,那三门土炮被拉到了北京,在博物馆里头供起来了。
对于那个残酷的年代,赵老不愿意多提。“我这辈子为革命打过仗,经历过特别苦的年代,不就是为了现在过衣食无忧的日子?”
很多东西都变了。在山下原本有一个地雷战的博物馆,目前已经被改成了民居。地雷纪念碑的亭子里,坐着村子里前来纳凉的老人和年轻人,他们或者在一起聊天,或者在一起打牌。凉风习习,打眼望去这里看不到曾经战争残酷的痕迹。
地点四:西小滩 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鬼子
孙玉敏的老家在离赵疃十五六里外的西小滩,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当时领导孙玉敏的老村团长,现年95岁的孙永田。找到孙永田家时,他正一个人躺在床上,虽然左眼已经不大好使,但耳朵却不背,精神头也很好。
孙永田的老房子有八十多年历史,八十多年让它像一个老人一样伛偻下去,墙壁变形、门框下沉、墙皮脱落。可是孙永田比这座房子还要大上十岁,他的皮肤已经因为色素沉淀和水分缺失,变成了树皮般的模样。
提到孙玉敏和地雷战,这位老人迅速陷入了回忆之中。他说,六十多年前,他还担任着小滩村的村团长,和赵守福及于化虎两个村团长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商讨对抗鬼子的问题。对于赵守福和于化虎,孙永田的评价是:“两个人都挺勇敢,于化虎的脑子稍微灵活一些。”
“当时在西山顶有三棵树,鬼子往哪个方向来,我们就把哪棵树放倒。”孙永田说,那时有三个村子的民兵特别活跃,分别是赵疃、文山后和小滩,后来在这三个村子里出现了三个全国民兵英雄赵守福、于化虎和孙玉敏。
根据孙永田的回忆,在战争初期,日军对于行村只是进行一些小规模的骚扰。“在之前小鬼子只是时常从村子旁路过,真打起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孙永田还记得第一次和鬼子交上火的情景,那时他正在家中,突然听到北面传来爆炸声。“我当时就想会不会是地雷炸中鬼子了,就跑出去看。”听到响声,小滩村的村民们都跑出来查看情况,孙永田见状阻止了他们:“我让他们在原地等着,看见我回头跑,你们就跑。”
孙永田在北边的道路上看到了骚乱的日军,确定地雷的确炸中了鬼子。“当时鬼子围成一圈,有人拉着惊了的马,鬼子发现我之后我撒腿就跑。”看到背着地雷箱拿着土枪的小滩村民兵,日军立刻架起机枪。“我边跑边回头,看到鬼子拿着一个三面开叉的棍放在地上,然后架了个机枪就开始扫,我就头也不回地往村里跑,子弹打在地上‘扑喽扑喽’的。”
从那天起,小滩村的民兵们就和鬼子干上了。“我们跟着上级的指示,一开始鬼子从北面道路过来,我们就去那埋雷,一天少时埋个五六个,多时十个八个。”孙老说,爆炸声一响就知道日军踩雷了,但杀伤了多少敌人并不清楚,只能看到日军围成圈将伤员和死者收走,地上留下些血迹和碎片。后来日军换了路线,从南面进村,孙永田就带着民兵们去南边的道路埋雷,最后逼的日军从马庄绕了一大圈才能进村。
孙永田告诉记者,当时上级下来指示,说是赵疃和文山后有赵守福和于化虎两位英雄典型,让小滩也培养一个女英雄。在当时的小滩村里,除了孙玉敏还有许多积极的女民兵,比如孙贵芬,但因为她没有上过学,所以选来选去,就选中了孙玉敏。
孙永田对孙玉敏的印象还停留在她十七八的时候。“当时孙玉敏是一个学生样,性格却像个男孩子,她是队里唯一上过学念过书的人。”他说,孙玉敏的枪法不错,经常去公社打靶练枪。白天她会跟随着民兵队伍埋雷,和日军的战斗也基本都会参加,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姑娘。
得知孙玉敏去世的消息,孙永田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毕竟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近些年相继去世。而他目前只能靠低保过活,在他的侄媳妇手中保存着一个本子,上面记载着那些年打鬼子的记录,但他不确定国家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补助政策,那个本子也不知有没有丢失。
很多老民兵就如同孙永田一样,在战争结束之后重新变成了普通甚至穷困的老百姓,而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如此简单,只是一句话:“就为了打鬼子。”就算是现在,孙永田提到地雷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就是要把小鬼子赶出咱们自己的地盘。
孙永田当年也是一个性烈如火的人。“当年四处埋雷,和鬼子打伏击,上级让干啥就去干啥,心里就没有死的念头。”小滩村西山沟的一次战斗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排长和我说,永田,咱们去搞鬼子一下,我说好,那就搞。”
那场战斗收获颇丰,打死了4头驴,截下了7辆车,从里面缴获了3000斤白面。孙永田说着这些故事时,身子挺直,脸上闪耀着神采飞扬的光芒。可故事一结束,他的整个人就“塌”了下来,变回了一个老人的模样。
孙永田床头那座家中唯一的钟表早已经没有了指针,时间对于他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在那座钟表上,插着孙永田老伴的一版一寸照片。在这个停止走动的钟表旁还有一个照片框,在那里面站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孙永田。而现在的孙永田已经记不得这两张照片是何时照下的,连其中一张照片中一位站在他身边的中年人也不记得是谁了。
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随着战友们的相继离去,孙永田脑子里那段激情岁月也变得模糊起来了,岁月终于把他从一个不怕死的壮年人变成了一位无法自理的老者。他曾经想过死去,可很多人都劝过他好好活着,享受如今来之不易的平淡日子。但如今这种整天躺在床上等人送饭的生活,让拼搏了大半辈子的孙永田“心有不甘”。
地点五:海阳市机械大院 老人希望后人能记住这些往事
兜了一圈,我们最终又返回了海阳市区,因为在海阳市第三医院的机械大院里住着孙玉敏昔日的一位同事。他就是现年88岁的县级调研员迟洪业。
1960年,孙玉敏来到民政局,成为了一名普通员工。据迟洪业回忆,在一九七几年的时候,孙玉敏才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在这之前,他们一起负责当时的民政工作,包括社会救济、拥军拥属等方面。
迟洪业说,当时的民政工作十分不好开展,因为战争的遗留问题实在太过庞大。但孙玉敏却是个坚强又带有男子气概的人,她对工作负责,对政策执行坚决,并且对人对事从来都是直来直往,从不搞虚头巴脑的花样。
迟洪业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侦察兵,在他的心里,孙玉敏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工作这么多年,她依然能够维持本色,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迟洪业说,在同事的眼中,孙玉敏虽然不善于言谈,但因为待人真诚,所以和同事们的关系也很好。
接到参加孙玉敏追悼会的通知后,迟洪业晚上睡不着了,他为自己的同事的逝去感到痛心,也为那个代表性年代的逝去感到痛心:“现在我的孙子孙女辈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地雷战了。”
迟洪业说,孙玉敏在世时,经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进行革命教育,每去一次必定有孩子给她戴上一条红领巾。这些红领巾孙玉敏都没有丢掉,而是将它们保存了起来,放在一个大包裹中。
迟洪业说,老人们都老了,他们最希望的,是以后的人还能记得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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