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某种制度环境里,一个人的残酷往往与个性无关,而与服从的权力、服从的组织机构密切相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心理学教授米尔格伦搞了个关于服从机制的心理实验,这个实验后来被称作“艾克曼实验”。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他被随机选择担任“老师”,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假冒的。每个参与者都拿到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告诉他,隔壁被选择担任“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实验中“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互相看不到对方,但能听得到声音。
实验人员告诉扮演“老师”的参与者:隔壁坐在椅子上的“学生”,双手被绑在椅子上,手腕连接着电极,他必须跟着老师,按照试卷上的内容学习、回答问题,如果错了,“老师”就要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是可以逐步升级的,“老师”手中掌握着从15伏特到450伏特的电击控制装置,从最微弱到最强烈的电击都有明显标志。“老师”不停给题,只要“学生”回答不出或回答出错,马上予以电击；根据“学生”错误次数的增加,“老师”可增强电击。
实验中,电击强度达到75伏特时,受到电击的“学生”开始呻吟；至150伏特时,“学生”提出终止学习的要求；至285伏特,“学生”的反应是极度痛苦的叫喊；而升到450伏特就死去活来了。但在“学生”哀求停止实验时,“老师”并不停手,因为“有约在先”——他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就是不要因为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不管发生什么都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就以“权威话语”下达指示:“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继续进行是必要的”、“责任由我来负,请继续”。如果经过反复敦促,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其实,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存在!“学生”都是知情者,他或她只是发出痛苦的声音而已。“学生”只是配角,真正被“实验”的主角是负责电击的“老师”们。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一个人如何接受和服从一项有悖良心的指令。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曾和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很可能只有1%到10%的参加者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然而,实验结果令人失望:没有一位“老师”拒绝这一实验、拒绝对学生进行不人道的电击,而且在电击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变得残忍:对于学生开始出现的痛苦,他们表示蔑视；对于学生苦苦哀求停止实验,他们充耳不闻；当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时,他们甚至因为“学习过程”被干扰而愤怒倍增,毫不客气地把手中的电击强度再次升高!第一次实验的40名参与者中,有27人把电压升到顶点——450伏特!他们的想法是:那家伙脑子笨、傻瓜,只好给他增大刺激!
这些“老师”扮演者并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为了保证实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米尔格伦对实验者采取了“海招”的方式。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各种教育背景都有。事后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让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
米尔格伦后来将这项实验做了调整。他在房间加装窗户,让施加电击者看到受害者因为痛苦一边扭动身躯一边“尖叫”。尽管如此,80%的受试者依然把电击转到“强”,65%的人甚至转到“极为危险”。
实验的秘诀在于这样一句话:“没事儿,你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们只管继续做。”这意味着受试者头脑里建立了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只是在服从,而不是在作恶。
通常情况下,人们不敢作恶的原因之一,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现在,既然有权威人士发话,作恶者就有理由认为他们可以把责任都推卸到发话者身上。
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即便那些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指令,一个人就可以摆脱自身责任的重负而进入一个无道德限制的非人性状态。而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在某种制度环境里,一个人的残酷往往与个性无关,而与服从的权力、服从的组织机构密切相关。这就解释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好人为什么也会干坏事”这句话——邪恶之事并非都是恶人做出来的；即使你自认为是个好人,只要你一味服从而从不思考,你很可能会作恶,甚至作大恶。
(本文作者为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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