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又到开学季,每年这个时候,关于教育的话题总是持续占据人们的视线。从成都一家长拒绝为孩子支付大学学费,到各地愈演愈热的择校风波。教育,这个全民关心的话题,也往往是招致口水最多的领域。
不过,梳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会发现,我们的教育曾经有过非常荣光的一面,教育家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改造教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文章,期待从这些先贤的著作中获得一些关于当下教育问题的思想资源。
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改善这个社会
成都女孩玲玲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她的父亲却因“读书无用,读大学是个肯定失败的投资”,拒绝让女儿读大学,引发了舆论对“读书有没有用”的热议。
实际上,关于读书是否有用的争论一直存在。
《夏丏尊教育名篇》一书中,收录了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夏丏尊的《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书中写道:“前天,本校数学教师刘心如先生和我说:‘有一个学生问我,数学学了有什么用?’”这引发了夏丏尊关于我国教育的反思:“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中国古来少有独立的学问:历史是明君臣大义的；礼是正人心的；乐是移风易俗的；考据金石之学是用以解经的……哪一件不是政治或圣人之经的奴隶?这就是各种学问的用处!”
抛开读书是否有用的争论,梳理中国近现代史,会发现我们的教育曾经有着非常“体面”的过去。诸多名家大师投身其中,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承载了他们改造社会与国民的期待,这些教育家的思想与实验,与著名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对教育意义的阐释非常相似:“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改善这个社会,教育出来一个良好的公民。不管你干哪一行,是简单的职业也好,复杂的职业也好,首先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有基本的品格的人。”
民国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老校长蒋梦麟,1917年学成回国后,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其间他多次撰文介绍他的教育思想。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
与蒋梦麟一道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的陶行知和胡适,对教育均有着非常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陶行知教育集》一书收录了他论述教育的主要文章。其中一篇是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写给罗素的信。在这封信中,陶行知直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在安徽教育出版社选编的《胡适论教育》一书中,有对胡适教育主张的阐释。胡适推崇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论,认为教育即生活,致力于推进一种普遍的国民教育。
教育应注重国民人格养成
回到国内后,陶行知根据中国国情和现代化潮流,开始了对教育的改造与实验。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及燕子矶中心幼稚园。抗战前后,他倡导并实施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他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直到现在仍然被教育界所推崇。在陶行知看来,“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
《陶行知论生活教育》一书阐述了他关于生活教育的理念,很多名言如“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至今依然耳熟能详。这本书中,有陶行知对办学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八股及会考制度的抨击,有对中国教育及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
民国的教科书中,更是可见“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当时的一大特点是“大家编小书”,蔡元培、叶圣陶、夏丏尊等人直接参与了民国教科书的编写。蔡元培编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前两年重印后,引发热捧。这本书既有伦理哲学思想上的观照,又有修身的方法和路径。资中筠以民国时的高小教材为例,说书中处处可见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在书的“编辑大意”中,第一条便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大作家叶圣陶编写了《开明国语课本》,本着与蔡元培相似的原则,深入浅出,生动有趣。
对教师这个职业,叶圣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如果我当教师》一书中,他说:“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观念在他和夏丏尊合编的《文章讲话》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现代幼儿教育奠基人陈鹤琴则在幼教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陈鹤琴为人所知的一个案例是,他以儿子为对象,从出生之日起,对其身心发展作连续观察。陈鹤琴著有《儿童心理学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本书,书中提出了“活的教育”理念,陈鹤琴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切教学集中在做,并在其中培养幼儿做人的态度,养成优良的习惯,训练人生的基本技能。
在高等教育领域,不得不提的人物是蔡元培。他在北大首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蔡元培:大学的意义》,对蔡元培的教育理念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梳理。如梁漱溟评价的那样,正是因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逐渐被打破。在高等教育领域,1952年院系调整后,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学校消亡,与之对应的是欧美式通识教育的理念被苏联式专科教育所取代。此后,又因为“反右”、“文革”等影响,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即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提及教育,舆论也往往是批评者多,满意者少。
著有《燕京大学》一书的陈远,在谈及现在的教育弊病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现在的教育理念、教育格局出了问题,“教育不应该简单地教人技能和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人成为人,而不是工具”。
陈远将关注点放在教育格局上,在他看来,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当时整个教育格局的两翼,其中大学又形成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弹性序差,彼此补充又彼此竞争,可以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要。
以社会教育为例,因为《我生有涯愿无尽》的新近出版,人们得以从这本再现梁漱溟生平的书籍中,追忆梁漱溟民国年间在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与梁漱溟同时期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则留下了《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书。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多年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农民的缺点:愚、穷、弱、私,并提出了四个有针对性的疗救办法: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因此在识字教育以外,他还大力推广改良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设立运销合作社提高农民收入,打疫苗、防治传染病,办农民杂志,编新式话剧,收听广播节目,进行公民和爱国教育。
学者陈子明梳理近现代教育后指出,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如今,这一功能却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如果认识到教育失误的长期性和严重程度,只搞一点小修小补是远远不够的。”陈子明引述许多有识之士的话说:“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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