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一打三反”大批判墙报,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角度看,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最奢华的墙报。
□刘亚伟
1970年夏,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其中,政治、中文、外文、历史四系南迁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改称山东大学。这件事发生时,我正在故乡曲阜的一个村子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拉车、打农药、挖肥、刨地、锄草……17岁的我,身子虽还单薄,每天却干着整劳力的农活。
那个村子离县城很近,县城西郊的曲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前身)就在村南1000多米处。傍晚收了工,坐在村南头场院里乘凉,隔着中间正在灌浆的麦田,能看到曲师院那片高楼和闪烁的灯火。对于当时的我,那是一个遥远得像梦一样的所在。
临近麦收,大田由绿变黄,一天一个颜色,村里火药味浓起来,那时麦收季节叫做“三夏战役”,随着“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打好三夏这一仗”、“革命加拼命,誓死夺取一打三反和三夏战役的双丰收”之类的标语贴上墙壁,人们开始磨镰刀、浸泡草腰(一种用庄稼秸秆编结的草绳,用来捆扎割倒的麦子),检修机器、车辆。
这当儿,我接受了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办一期墙报,一打三反,内容报纸上都有,你看着编编就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给我布置任务。
我庆幸自己可以躲避上几天大太阳暴晒了,于是把磨好的镰刀放到一边,骑车去县城买来有光纸、墨汁、毛笔、排笔、广告颜料,就在大队部会议室干起来。
一天,大队副支书领来一位清瘦儒雅、衣着简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老先生,介绍给我说:“这是山东大学的蒋老师,山大革命师生来咱村支援三夏,村里和学校领导研究,让蒋老师来帮你抓革命、抄墙报。”我说:“好呀,欢迎欢迎,我正忙不过来呢,这下可好啦。”就把要抄写的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还有我拼凑的联系实际的批判文章交给蒋老师,自己忙着去画报头和插图。过了一会儿,无意中转头一看,蒋老师写字真快,一会儿工夫已经快写满一张纸了。我的目光被纸上清秀俊逸的字吸引住了,无法离开,我惊呼道:“蒋老师,你的字太漂亮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常常忍不住停下手上的事,站在蒋老师身后,欣赏他的书写。我发现,那只普通的毛笔到了蒋老师手中,就像是有了灵性,写出来的字也都是活的,我曾经以为自己写的字很好看,村里挑我办墙报也是这个原因,现在回头看自己写的字,真的成一堆干草棒子了。
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什么书法,只是本能的爱美之心,让我对这位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老先生肃然起敬。我请蒋先生为我写几幅毛主席诗词,先生欣然答应,于是我把抄墙报的有光纸一裁为二,铺在蒋老师面前,蒋老师一边用双手把纸抚平,一边扭头问我:“写哪首?”我说:“就写《沁园春·雪》吧。”蒋老师略一沉吟,大概是计算字数,接着把纸折出几条浅浅的竖格,然后提笔蘸好墨汁,说:“你念,我写。”诗词是早已背熟了的,我诵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只见蒋老师微微俯身,提气悬腕,笔走龙蛇,我刚读完,蒋先生业已录完,把笔轻轻放下,笑吟吟地对我说:“好了,拿去吧。”面对这幅生花妙品,我哪有能力品评?只喃喃道:“好,太好了,比印的还好!”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会请求蒋先生写几首毛主席诗词,每次先生都慷慨允诺,从不拒绝,到那期墙报完成时,几乎把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都写了一遍。
1972年底我应征入伍,我把蒋先生为我写的毛主席诗词卷成一个纸卷,外面再用好几层报纸仔细包裹好,交给母亲保管。1978年我退伍回家,问母亲要那个纸卷。母亲说:“知道你珍惜,给你保管得好好的呢。”我得知,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家里人住进临时搭建的防震棚时,母亲特地把那卷纸也带到了防震棚里。
从搭在院子里的防震棚里,我找到了那个纸卷,一层层剥开,发现那卷纸因受潮而变黄,个别地方已经发霉。我一张张打开,在阴凉处晾干,不无忧虑地重新卷包起来,一直没敢再打开来看。
1985年曲阜撤县建市,市里派我跟一位书法家一起去济南,到山东大学找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蒋维崧先生求几幅书法。敲开蒋维崧先生的房门,我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位70多岁的大书法家,竟然就是15年前和我一起办过墙报的那位蒋老师。我和蒋老先生提起往事,蒋老先生竟然也还认得我,高兴地写下“敏则有功”四个篆字赠我。
从济南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那卷纸,沮丧地发现,那卷纸已经变脆,手一动就破碎开来,已经无法完整地展开了。
我曾向有关专业人士请教维护办法,专业人士也回天乏力,责备我当年怎么不用宣纸,即便是劣质的毛边纸也好啊!我苦笑道,当时我哪懂得这些?后来想,即便懂得又有何用?那个年代,到哪里去找宣纸呀!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当年插队时我和蒋维崧先生合办的那期“一打三反”大批判墙报,从当下蒋老先生书法作品的市价角度看,可能是一期世上最昂贵、最奢华的墙报。
(本文作者为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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