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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9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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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今,饶毅期望以卸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来推动院长选任制度的建立。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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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榕博
在张曙光被爆出曾花巨款参选院士之后,人们将张曙光与饶毅称为中国院士评选制度的“搅局者”——只是搅局的方式不同,一个是用钱,一个是用“永不参选”的态度。
2013年9月,曾放弃美国国籍和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归国任教的饶毅,主动放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选择当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有担心者认为,对于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端,“归国者”饶毅说的话太多,得罪了人。但饶毅说,放弃候选院士,大家没有真的懂他。
而现在,饶毅正致力于以主动卸任院长来换取推动院长选任制度的建立。在他看来,需要一个评选院长的产生体制,否则,他所希望的体制就没有建立起来。
“为什么我没候选院士,大家心知肚明”
齐鲁晚报:最近张曙光承认贿选院士一事,让许多人想到您当初“永不候选院士”的言辞。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饶毅:(一直笑,没有表态)
齐鲁晚报:两年前您说这话时,是否就知道存在贿选的现象?
饶毅:说实话,当时我说那句话时,并不知道还有贿选这样严重的事情。我知道的其实只是社会上多数人知道的科研经费、科研体制等方面的弊端,只是我说了出来。
齐鲁晚报:当时为什么会有“永不候选”这样激烈的言论?
饶毅:我觉得放弃候选院士,大家没有真正懂我。一般人觉得做院士是很厉害的事情,你公开表态不做院士,是与这个国家的荣誉,还有许多老院士做对。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候选院士,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圈子里的人不会觉得我这样说不妥,只有外界才可能误解。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落选呢?
饶毅:当时,生命科学领域的大部分院士都知道我和施一公是最厉害的,比别人高一大截。大家却故意去搞科研以外的东西去评价你,没意思了。
齐鲁晚报:科研以外的东西指什么?
饶毅:我1995年回国时,参加过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工作讨论。其中就讨论到一个科学家的课题,然后我就听参评的人告诉我,这个人的丈夫刚刚去世,意思是得适当照顾照顾,安慰一下。我说我们讨论的是科学基金的使用啊,我们不是民政福利部门,为什么两件不相干的事情要放在一起讨论?
在科研领域,很多事情需要讨论,讨论的不是有关科研的问题,而是经费的,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的内容,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讨论一个人是不是好的科学家,是不是好的老师,我们首先就要去看他的科研成就、教学水平,而不是考虑他跟谁的关系怎么样,他能带来多少利益,这才是一个社会更深刻的问题。
齐鲁晚报:在听说张曙光贿选院士的事情后,您是什么反应?
饶毅:我很遗憾。现在很多人提倡公开透明,却没有这样做,这是背信弃义。
排挤别人最终也会害了自己的孩子
齐鲁晚报:因为一些科学以外的原因被人“干掉”也许只是表象,您认为深层原因是什么?
饶毅:我回国几年后才知道了一些事情。如果在一个领域,有几个人突出于很多人,那这几个人就经常被挤对。中国社会经常这样子,你要比别人做得好,有些人就会害你。
齐鲁晚报:有人“害”过您吗?
饶毅:我是2007年回国的,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害人”。从2010年开始,国家对我的支持越来越多,我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到2011年时,我很高兴国家对科技界有这样的支持,却没想到在院士候选问题上,出现这样的事情。
齐鲁晚报:于是,您就用那句“永不候选院士”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饶毅:我想反过来做这件事情,只是大家没有理解我。
齐鲁晚报:这么做是因为您意识到了这种行为对科学界的危害?
饶毅:各行各业都应该支持做得好的人突出出来。如果你是前5%,或者前10%,或许还可以,但如果你变成了前0.1%,那就有可能会招致别人“害”你。这很糟糕,小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就会懂得这个道理,不能突出争先,而是随大流,这个国家的前进就会慢下来了。
齐鲁晚报: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饶毅:长期来说,实际上是害了大家,甚至害人者也害了他的孩子,因为如果每个人家的孩子突出了,就会被排挤,那么就会形成这样一个逻辑。
先保护自己再做事,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齐鲁晚报:很多人对您主动卸任院长一职不理解,因为干行政,可以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实现您的想法。
饶毅: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去办事,但最终大部分人都是无所事事,平庸一生。
齐鲁晚报:为什么会这样?
饶毅: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想做事的人,一种是想为自己服务的人。你要想做事,又想要“升迁”,想做事可能意味着得罪人,于是想来想去还是首先要保护自己,然后告诉自己,等以后权力大了,我再做事,这是安慰自己的说法,很多人到了位高权重时,才发现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
齐鲁晚报:所以您不想去选择做官。
饶毅:我要说,一些领域有个比较怪的现象。在国外,如果一件事有70%或者80%的人支持你,那么就是很大的支持。而在中国,一件事情的支持率大都在95%以上,这在世界上都是难得的。
可是中国总是计算那5%的不支持者,这部分不支持者可能占据很高的位置,或拥有很大的权力,以致不少决策者只看到了这5%的人不支持,而忽视了多数人的态度,结果让一些想做事的人不敢做事。
齐鲁晚报:您觉得想做事的人会受到很大阻力?
饶毅:不做事情阻力少,而做事情阻力大。现在我们都说改革开放30年的进步有多快,但如果很多做得很好却不被“腰斩”的人发挥出更大力量,我们的进步会更快。
齐鲁晚报:在科学界,这种负面影响是什么?
饶毅: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小品《跑得快》中,邮差因为跑得太快,让“洋大人”先走的段子很贴切。如今,在科学界跑得快的人,有时还要回头看看,自己和别人落下多远,如果太远还要慢下来等等大家。
“需要建立评选,院长的产生体制”
齐鲁晚报:如今您卸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只做一名普通教授,感觉如何?
饶毅:现在可以有更多时间教学了,教一门课很好,教多门课更好。推动科教体制改革的问题,那是另外的事情,以后再说。
齐鲁晚报:在卸任院长前一年,我们发现您一直致力于院长产生机制的改革?
饶毅:去年5月份,我正式向学校提出来,我不再担任院长了。学校应该寻找继任者,这时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评选院长的产生体制。如果只有我做院长的体制,而没有产生院长的体制,我所希望的体制就没有建立起来。院长干什么事情有一个体制,那么如何产生院长也需要一个体制,这样才能更好地选择、留住人才。
齐鲁晚报:新院长是您推荐的吗?
饶毅:不,不,不,大家都可以推荐,主要是学校来找,但是我不能参与找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参与这个过程,就成了我干涉院长的产生。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推荐的,但是招聘委员会是学校组成的。
齐鲁晚报:招聘委员会里有您吗?
饶毅:没有我,一定要没有我。如果因为我有一票,这一票就可能很重要,别人就会受影响。这个体制就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一定要诚心诚意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
齐鲁晚报:这对您很重要?
饶毅:建立起来的制度,虽然只是一个学院的改变,不是学校,也不是一个地区的教育体制,但我认为也很重要。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把事情干好,其他的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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