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
她原名刘思齐,曾是毛泽东的干女儿及长媳、毛岸英的妻子,她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毛岸英牺牲后,她与杨茂之于1962年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
“文革”中,她与杨茂之一起被关进监狱,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直到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1986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刘松林家中拜访。她知道我来自上海,便说起一桩令她难忘的往事——在“文革”中,1971年10月,她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狱。我连声问她,您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监狱?
我问她,当时关押在上海什么监狱?她说,不知道,因为当时她被押上汽车之后,双眼给用黑布蒙了起来,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1986年12月17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她说,这次她出差上海,希望能够顺便查明在“文革”中她的关押处。
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我马上断定,她当时极可能被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原本叫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改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所以旁边有农田。
上海少年管教所是关押少年犯的,她怎么会被关押在那里?在“文革”中,一切乱套。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曾经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上海市“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
12月20日,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所长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一到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沿着走廊信步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她自言自语地说:“像是这一间。”
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作队长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窗上安装着铁栅,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她还告诉我,当时老杨也被捕了。
众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她所说的老杨,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 “文革”刚刚拉开大幕,刘松林便受到猛烈的冲击。谁发难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峥嵘”的江青。
1966年7月26日,江青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江青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即邵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二儿媳妇,而江青却声称“根本不承认”!江青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
张少华和张文秋闻讯,连夜转移,以避江青派人追斗。她们在北京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日子。
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杨茂之在和刘松林结婚后,从空军学院调往空军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机场当团长。后来,又调往山东高密。“文革”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可是,老杨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
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被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老杨“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但是她并不知道老杨被捕了,同样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
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发明的,而确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深知,只有父亲毛泽东能够救她。于是,她想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压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把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父亲毛泽东读了刘松林的信,才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做了指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老杨后来也调回北京,1983年起,在空军学院担任研究部副部长。
老杨无限感慨地对笔者说:“那十年,倒霉的十年!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倒霉,就‘停飞’。唉,真是一言难尽,一场噩梦……”
老杨还说及,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那些日子里,他去北京正义路,观看了开庭的情形。他看到江青、王洪文受审,非常解气。他说:“他们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转载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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