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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例咨询,只有9例申请鉴定 |
| 医疗纠纷:信任公正双重缺失下的“蛋鸡”难题 | |
- 2013年11月1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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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疗纠纷的普遍,到杀医事件的频发,医疗秩序仿佛正在加速失控。单单是从今年以来,从温岭杀医案到北京120医生深夜出诊被打,再到广州ICU病房医生被打……根据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调查,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之多。在越演越烈的医疗暴力面前,医患关系看起来更像是法治社会中一种“怪胎”。这是为什么?
见习记者 陈晓丽
不被信任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老百姓多称耗不起
就医疗行业而言,信任感是普遍缺失的。根据现行规则,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医疗结果有异议,应该向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裁定医疗事故责任。但显然,在具体执行中,这一理性的法治路径,并不为多数人所认同。
济南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怀斌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该机构每年接受市民的咨询约有700-800人,但最终选择做鉴定的只有相当少数。今年,截至目前,前来咨询的已经超过了400例,但最终选择做医疗事故鉴定的只有9例。
何以至此?一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患者家属的愤怒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说:“哪有什么正当途径可以解决医疗纠纷啊,就算去起诉,官官相护,法院还会帮医院呢!再说,医院有的是时间、精力、人脉还有金钱,我们这些老百姓耗不起啊。”这位家属的结论是——“现在就没人帮老百姓说话,百姓只能自求多福。”
听起来很不理性的话语,其实在记者的采访经历中并不少见。另一位患者家属就坦言,“我申请医疗事故鉴定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花了4000块。本来看病就把家里的钱花了个底朝天,出现了医疗事故,我就打官司,现在官司还没结束,已经没钱了。请客吃饭,跑路,花的冤枉钱太多了。”这位自言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属称,“没钱走不动路,老百姓耗不起。”
厘不清的医疗责任—— 医生的问题,还是制度的窠臼?
每一起医疗事故的发生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医生们坦言,从主观动机上,没有医生会选择犯错。就拿被普遍拿来说事的经济收益而言,根据目前省内各大医疗机构的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一般而言,如果确是院方责任,当事医生要个人承担赔偿额度的1/10,以示惩戒。但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犯错仍是时有发生。“每天看那么多病人,有时这个病人还没看完,另一个病人也会过来问问题,经常是不管给谁回答,另一个病人都觉得冷落了自己。”一位医生这样描述现在的自己。
“患者来医院看病,我觉得信任很重要。我们医生和患者是战友关系,疾病才是敌人。只有同心协力,我们才能治好病。”济南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李峰表示,“只要患者愿意信任我,我会把他们当亲人一样看待。没有哪个医生不想治好病,不想成为名医。”
但在现实中,很多病人觉得检查费用贵,药物贵,会习惯性地把怨气撒到医生这里。根据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调查,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之多。医生们坦言,归根结底,眼下的医患之间已经谈不上信任。城市化带来的“陌生人社会”,让人们习惯于看病“托关系、找熟人”,以期通过“熟人”的枢纽让原本陌生的自己和医生重新回归“熟人社会”,也正是信任缺失的典型表现。乃至医生们只能集体选择自我保护,正如一位医生朋友说:“我现在说句话都得好好掂量半天,就怕被病人抓住什么把柄就闹起来了。”
“打杀”背后的阶层割裂—— 普遍的社会焦虑让选择难以理性
毋庸讳言,伴随医患关系的恶化,以及医疗纠纷极端案例的频频爆出,已经不可避免得造成了医疗从业者的群体被污名化。受访的济南市民赵女士就发现了背后所隐含的割裂:有的患者一见到医生就认为“医生要宰病人”,患者死亡有些家属就认为“医生害死患者”；有的医生也因为工作繁忙忽略了患者对自己疾病的关切程度,有时因为惧怕麻烦就忽略了详细的告知患者及家属相关病情等。
与一帮70岁左右的退休公职人员探讨此事,他们普遍提到的是,其青年时代,看病就医普遍不需要自己掏钱,“看病、住房、上学,公家基本全包”。而当下,人们愈发走进一个机会更多元的时代,但社会生存压力也与日俱增,低层次的医保保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高涨的社会保障需求。同时,贫富差距的凸显,社会阶层的割裂,也影响着人们的心态。
“如果出现医疗事故或者医疗纠纷,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是正当解决问题的办法。”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统河以其经历判断,“现在已经有很多这种案件是通过诉讼解决的”。因为,对于医疗纠纷案件,不仅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等仲裁路径,而且有法院审判,“并不是一个部门或一个人说了算,一般最后都能做到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
但显然,在基层民众的社会心态普遍倾向于焦虑之时,以法律途径为代表的理性管道,也就难以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医生及其所属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中的强势地位,也难以让患者及其家属信任。有一位患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直言:“患者有时也挺理解医生的,就是不理解他们事后伪造、篡改病历。其实,只要医生诚恳地道歉、有真实的病历,就可以减少很多纠纷。”
法律途径如何成长为“王道”—— 医院和患者都要为“医闹”担责
在报道一起医疗纠纷后,本报记者就曾接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来电,是同一家医院的同样案例,另一位患者的家人选择了恐吓医院而获得赔偿,这位来电的市民则因无力组织群体力量而被院方忽视。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行业的潜规则时,理性与公正等字眼颇显无力。
杨统河律师认为,现今越来越多的“医闹”,医院和患者都需担责。“现在很多医院都不愿跟医疗纠纷沾边儿,觉得影响医院的形象,这种心理也被一些患者家属利用,想通过闹大事情来争取更多的赔偿。”其实,偶尔出现医疗事故或者纠纷很正常,医院应该坚持正确引导患者及家属,进行协商,或者通过诉讼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还是要尽快树立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公正形象。据济南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任李怀斌介绍,对于以往公众质疑的鉴定专家组成员“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问题,自机构2002年设立之初到现在,鉴定专家组成员已经从18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047人,其中包括驻济省部级医院、部队医院的专家,以及法院的监督人员等,涵盖了56个专业,权威性和可选择度愈发得以保障。
同时,在抽取鉴定专家时,案例涉及的医院及有证据表明存在利害关系的专家,包括曾在涉事医院培训或学习过的医生都会被排除。然后由患者家属根据编号随即抽取专家构成鉴定组,最后由委托方审查,委托方可能包括医患双方、法院或者卫生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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