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济南】
□牛国栋
牛国栋,其家祖孙四代济南人,面对城市建设的加剧,老街巷越来越趋向消亡。为了保留住心中家乡的影像,牛国栋开始从走街串巷的摄影到采访、整理史料,历时十余年,一步步加工完善,终于完成了这本济南老城记忆的著作——《济水之南》。
济南长期作为县、府、省三级衙署聚集地,是全省文化教育中心,拥有很多文庙、贡院、图书馆和各色书院、私塾、义学和新式学堂,它们相对集中在环境清幽宁静的大明湖南岸。在笔者新著《济水之南》中,这些可被称为“城市书斋”的地方一一得以展现。
贡院内创办
师范学馆
早年,贡院作为举行乡试或会试的场所,非济南独有,布局和构成各地也大同小异。今天的贡院墙根街东有座面向西方的大照壁,长达二十四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八”字形,其长度在济南仅次于道院影壁,百姓称之为“状元墙”。照壁对面原是一个石牌坊,过石牌坊向西三十米是南北甬道,北面就是原来的贡院。贡院门内建有“明经取士”、“为国求贤”两座牌坊,以标榜科举制度的公正与廉明。二道门内是至公堂,为监临官及其所属办公的地方。至公堂后为明远楼,为全院制高点。考试时监临、监试、巡察等考官于此居高临下监督考生。堂楼两侧为应试号舍,应考者入内即封号棚,考生考试和食宿都在里面,待交卷日才打开。至光绪年间,应试号舍达一万五千个。全院围墙两重,内墙高一丈,外墙高五丈,墙上都密布荆棘以防爬越,故有“棘阁”之称。
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在贡院内创办“师范学馆”,即后来的济南师范学校。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制。此后,至公堂以南建成提学司署；监临院以北改建为济南府中学堂,即济南一中的前身,又在提学司署东建模范小学,后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东新号改建为省立图书馆；西新号建为咨议局,辛亥革命后改为省议会,因其建筑的造型颇为奇特,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大鸟笼子”。1912年12月,孙中山曾在这里演讲。如今,贡院和“大鸟笼子”早已消失了,那些学校也早早搬了家,原址改建成省政府所属机构的办公楼和宿舍楼,只有图书馆旧址和贡院墙根街保留至今。
图书馆内曾办
历史博物展会
1908年,山东提学史、湖南人罗正钧向抚署提出创办图书馆的建议。次年正月,时任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集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次月即获钦定。当年3月由罗正钧主持开工,至9月竣工,耗银两万,建成了遐园,罗正钧题写的“遐园”石刻如今仍立在东侧回廊入口,即原来大门处。这是一座典型的园馆结合的庭院式建筑群落。当时建有书楼两层,因背靠大明湖,面朝千佛山,取名“海岳楼”,另有一贮存金石的楼取名“宏雅阁”。各种馆舍与扬波的碧水、飞架的小桥、摇曳的垂柳一同构成风景图画,被文人雅客誉为“南阁(天一阁)北园(遐园)”。因当时带有博物馆性质的济南广智院为洋人开办,山东还没有专门的文物收藏、陈设的场所,所以图书馆还兼有博物馆的某些职能。当时,这里除有经、史、子、集等四类线装书外,还珍藏了许多碑刻及佛造像。其中,碧琳琅馆内有十块出自嘉祥蔡氏园的珍贵的汉画像石,曾被日本人购买,罗正钧出钱购回,存放于此。馆内还有动植物标本陈列。院子里饲养着珍珠鸡、寒翠鸟、梅花鹿和金钱豹。
1922年,山东省教育厅在图书馆内举办山东历史博物展会,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古生物、教育、社会风俗、工商、农业等七大类,洋洋大观。展览开幕时,蔡元培、梁启超、陶行知等名流专程出席,梁启超还作了长篇演说。1930年夏,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与刚刚上任一年的馆长、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和目录学专家王献唐决意建一处新的藏书楼。1935年3月动工,当年10月落成。这座两层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名“奎虚书藏”,取古天象“奎星主鲁,虚星主齐”,意在涵盖齐鲁之精华。正门匾额石刻“奎虚书藏”四字,为时任教育部部长傅增湘题写。楼内藏新旧典籍二十六万册,楼下有阅览室,可同时容纳四百人。此外还有金石文物室、柳氏捐书纪念室等,时为省内最大、全国十大公共图书馆之一。梁启超曾评价道,中国公共图书馆,除北京外,以山东为最佳。
王献唐辗转3500公里抢救文物
在山东文博发展史上,王献唐(1896-1960)居功至伟。他出生于日照韩家村,幼读家塾,十一岁时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习土木工程。后就读青岛礼贤书院,先读完文科,又插班德文科,很得院长、德国人卫礼贤赏识。
1929年,他任省立图书馆馆长时还兼任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和齐鲁大学讲师。济南解放后再度出任馆长一职。一生勤于著述,身有遗稿数百万言。长于文物鉴定,精于目录学,诗、书、画、印功力深厚,并以献身精神力保文物不失。抗战爆发后,为避免馆藏古籍善本、书画与金石器物精品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他及时向省政府建议异地存藏并申请款项,但政府置之不理。1937年10月,无奈的他只好选择其中的精品装了满满二十几只大木箱,分三批运到曲阜,通过孔德成安排到孔府内妥善保存。后见曲阜亦陷于炮火之中,他又告别妻儿老小,变卖自己的收藏,筹措运费,从中挑选出五箱精品中的精品,包括商代铜器、秦汉瓦当、唐代经书、宋元善本、明代瓷器等共计2111件套,与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随省立医院改组的随军车辆由兖州一路南下。次年初抵达汉口时,苦于经费不足,货船难寻。恰逢南迁的国立山东大学需要中文系教授,他便接受时任山东大学代理校长林济青的邀请在四川万县授课,文物也运到了万县。不久,山东大学暂时停办,他们又一次失去经费来源。王献唐只好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求助,到已迁至四川嘉定(今乐山)的武汉大学工作,至1938年11月24日,终将这批宝物运抵乐山大佛寺,依照防霉、防蛀、安全严密的要求,选择天后宫内大佛一侧隐而不露且朝向好、干燥的崖洞存放,并砌堵洞口。
王、屈二人为了生计,到大学和学术团体履职。李一人留在了这里。开始时李义贵还能收到王献唐寄来的津贴,但随着战事的加剧,李义贵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他只有到江岸做搬运工,挑沙扛石,疏浚清淤,摆地摊,卖香烟和山果,以换取微薄收入糊口,苦苦熬过了十三个春秋。1951年,这批宝物运回山东,分别成为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的藏品。后来王献唐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赋四首七绝,其中之一感慨道:“故家乔木叹陵迟,文献千秋苦自支。薪火三齐留一脉,抱残忍死待明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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