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民性》 张鸣 著 金城出版社
中国人其实是有创造力的,这种创造力,在国将不国的晚清时候,表现得相当充分。麻将这玩意,就是晚清国势最微之际发明出来的,属于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一旦发明出来,就像有魔力似的,风靡全国上下。从皇宫到陋巷,一片搓麻之声。
据说,麻将的前身叫马吊,是一种叶子牌,有点类似于扑克的东西,最早出现在明朝中叶。就像扑克在西方是赌局一样,马吊在中国也是赌局,不沾钱没有人玩。然而,南方人有口音,把马吊叫成了麻雀,打牌叫叉麻雀。转回北方,麻雀就成了麻将。不过,麻雀也好,麻将也罢,开始还都是叶子牌,长长的一种纸牌,打的时候抓在手里,都要摆成叉字形,也许这就是为何南方人管打麻将叫叉麻将的原因了。
但凡叫个赌具,就需要加强保密性。抓在手里容易被人偷看,所以,人们就将之改良成竹牌和骨牌,扣在桌子上,随打随抓,又方便,又省力,还保险。到了这个阶段,叉麻将就变成了打麻将,一片噼啪之声,无论碰还是和,都要用力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玩意不发明则已,一旦发明,迅速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其中又以官场最盛。时人咏京官生活有云:“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京官们个个麻将玩得精熟,外地官员进京,第一项任务就是陪京官老乡打麻将,在桌上输些银两给他们。自然,大家平时谈天,还不就是牌桌上那点事儿,中、发、白而已。进入民国之后,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麻将之痴迷,已经几近疯狂。袁世凯做大总统,开最高国务会议,几乎每次参加的人都迟到——因为他们通宵聚赌打麻将。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说在皇帝还在的时候,满朝文武就已经这样了,只不过大臣们在见皇帝之前,还不敢放肆。但是,麻将肯定是要打的,大小官员,哪个都好这口。一个听戏,一个麻将,当年是官员的两大爱好,有些人还要加上吸一口(鸦片)。晚清推行新政,财政状况好转,京官经手的事情多,能捞的好处也多,腰包渐次鼓了起来,所以,打打麻将,也输得起了。朝中的王公亲贵,像肃亲王善耆,以及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振贝子,在新政时期都身居高位,都是麻坛高手,而且赌风甚佳,一夜输上万两银子,眉头都不皱的。大官带头,小官中官自然要跟上。
麻将里头有政治,明白人打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道理。晚清最后几年,向以贪渎闻名的庆亲王奕劻一直受到政敌的猛烈攻击,但他却大旗不倒,始终是一人之下的第一号人物——首席军机大臣。善于知人的西太后当然知道奕劻很贪,但跟人一谈起来,借口总是在宗室亲贵之中,还就是这个老庆比较明白事理,办事放心。满人亲贵无可用之人,倒也不假,但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她老人家不说,其实是老庆会做人。跟王公们一样,西太后也喜欢打麻将,瘾大得很。老庆派他两个女儿,有事没事就进宫跟西太后打麻将,当然,这俩宝贝闺女,都是凤姐一样的水晶人,玲珑剔透,一天玩下来,把老佛爷哄得高兴,连伺候牌局的宫女太监,也给赏赐得高兴。上上下下都高兴,老庆的地位也就任谁也参不倒了。任凭御史弹劾,长得像同治深得老佛爷喜爱的瞿鸿禨说坏话,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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