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上海松江婴儿失踪案”新近告破,犯罪嫌疑人被证实为婴儿的伯母,作案动机系家庭纠纷引发的心理失衡。作案后,婴儿被装塑料袋藏匿于洗衣机内。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发生在三个月前的山西伤童案,犯罪嫌疑人同样为孩子的伯母,祸因也系家庭纠纷。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山西杀童案发生在农村,新近一案虽发生在上海,犯罪嫌疑人则系农村进城。
石念军(本报记者):亲情一向被认为是农村社会中最重要的生活感情,如出一辙的凶案让人感叹基层社会的割裂。而对于类似恶性事件,我们往往悲愤有加,行动乏力。确切说,我们缺少明确的方向,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才能形成有效的抵制。
刘海明(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凶案只是微观层面社会道德的写照,根源是宏观社会道德的沉沦。乡村社会靠血缘关系来维系乡村的稳定,靠权威来实现自治,靠道德来调和矛盾。一个人违反族规,等于背叛了自己的社会空间,其立身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乡村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足。而现代社会,乡村社会随着精英人才的流失,传统乡村社会所需要的家族权威,逐渐被行政级别的村干部所代替。良莠不齐的基层监管客观上导致乡村道德体系崩塌也就不难理解。
高亚洲(潇湘晨报评论员):的确,尽管我们无意将悲剧涂抹上时代的特色,也无意将这两起个案上升到代表着这个时代的标签,但是,这样的人伦悲剧背后,的确勾勒出一个迷失方向的乡土中国。如果说发生在农村的悲剧,更多的是反映了愚昧与封闭之下的道德沦丧,那么这起发生在大上海的悲剧,则说明即便在城市化和城市文明的大背景下,车轮滚滚依然阻挡不了乡土文明溃败下的粗陋和无知。所以,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我们必须得正视脚底下正在“沦陷”的乡土。
石念军:说起来,传统道德体系的崩塌,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下农村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体现。亿万农民工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一方面被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诱惑,一方面又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较低的知识储备和情操锻炼则让他们无力抵制负面情绪的冲击,更容易被消极、负面乃至极端情绪引爆。
刘海明:这确实反映出当下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道路上的偏差。正如此前学界讨论的“底层崩溃”,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下,底层民众更容易突破伦理和法律的底线而相煎相残。
高亚洲:学者孙立平先生曾大声疾呼要“重建社会”,尤其提到要重新激发社会秩序的力量,盘活社会资本正能量,意义其实就在于此。这两起悲剧再次警醒我们,社会失序之下,重建文明和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其中尤其重要的便是重建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亲情伦理结构。
石念军:在高速推进城镇化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值得思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户籍改革和社会服务均等化,应该说这都将有助于深化“人的城镇化”。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只有生活保障水平提高了,社会道德基石才会愈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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