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现在是物欲统领了一切,人为了所谓的成功会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出现“君子潜伏,小人横行”的局面了。
人文教育让人忧心,但这已经不是大学教育所能解决的,因为这是社会性的,是大环境才能决定的。虽然有时某个小环境也很重要,比如遇到一个好的老师,就会好得多。去哪儿找这样的老师?他不光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有好的方法,还要是一个优秀的个体,具备强大的带动力,有示范作用,有人格的魅力——后者才是最重要的。
自古以来,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遇到一位好的导师。为什么一个有志向的青年总是梦想到某一个院校去求学?因为那里有他心目中的一位大师。大师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掌握了深邃的学问,还具有人格的力量。他往那儿一坐,就有一种非同凡响的气质将人吸引。或许只是跟他相处很短的一段时间,他整个生命放射出来的无形能量就会作用于你,让你久久不能忘怀。
有许多人讲过类似的经历——比如一个很瘦的小老头,他在海内外很有影响,演讲的时候坐在那儿,只一会儿工夫,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氛就笼罩了整个厅堂。他开始讲话了,语速不快,道理似乎也不费解,但就是有笼罩力、有穿透力,让听众深深地沉浸其间。
现在不光大学里难寻这样的人物,就是更高一级的学术场合也很难遇到。相反,我们总是看到风头很劲的“百事通”,他们通常边讲边议地掉书袋,说一些很时髦的聪明话,极尽势利和乖巧,浪得虚名。这些人习惯于背诵时代的台词,注重的是现场表演效果,听者跟上热闹了一场,事后越想越觉得不值。
我们把掌声送给了这一类人,心里会感到亏欠。因为究其实质,他们那点学识和见解大多都是书本中、时尚中的投影和反射。最主要的是,我们从中感觉不到人格的力量。
也许我们对教育环境要求太高,但仔细想想这不过是基本的要求。大学么,总得存有一些杰出的人物。可是众所周知,因为各种原因,几十年来我们不停地折腾,折损大师,葬送学问,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有的大学已经没有威信,校园里吵吵闹闹,再也不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场所。那里一切都平平淡淡,上上下下只对物质利益趋之若鹜。还有一些人经常发出吓人的尖叫,不做学问,无法让人尊重。
说到大师,他们即便仍然活着,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也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的许多大学越来越集约化、企业化、量化标准化、行政化和衙门化——当然他们会称自己为“现代化”,还喜欢说“跟国际接轨”——真是荒唐之至。现在已经走入了最肤浅的模仿,掌握的是一种“科学饲养法”,竟然在人才教育领域形成了“出品加工一条龙”。
我们的孩子经过了刻苦奋斗,最后却送到了这一类地方,这怎么了得?
我们没有躬逢其盛,没能亲眼目睹那些场景,算是错失了大师。但总有些记录文字、有些口耳相传中保存下来的故事,让人感动不已。一本书里记载了一件事,后来又有一位文化老人亲口讲述了他的这个经历:许久以前,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了,有一天他正好路过某个大学的一条走廊,听到有人在旁边的屋子里用很重的地方口音在那儿大声宣讲,慷慨激昂。声音之激越,让他一时驻足,很想进去一睹风采。他估计那个大屋子里一定是爆满的,那情形就像一场礼堂里的报告会。他太好奇,忍不住轻轻推门进去,看到的场景却令其大吃一惊——只是一间不大的教室,台上是一边走动一边大声言说的先生,而台下呢,只有三个学生在听。
慷慨激昂的宣讲者是谁?就是著名的大学者熊十力。
那么大的学问家,只为三个学生倾力宣讲。讲述这个亲身经历的老人说,当时他实在是震惊了。
这似乎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却是真实无误,发人深思。今天的哪所大学里、哪个人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不敢想象。
说实在的,现在的某些大学怎么看怎么不像大学。一些曾经名头很大的学府,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从面貌上彻底地转型了——看上去跟商业大街毫无区别,到处店铺林立,叫卖声四起。原来那种肃穆和隆重,还有蓊郁林木下走动的一些文化老人,全都不见了踪影。没有什么让人景仰的东西,空气里传递的都是物欲的气息。
老牌大学如此,刚建的大学更要命,没有大树,簇新的大楼倒盖了不少。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不惜重金从四处移栽大树,一棵树几十万,还在树上挂吊瓶点滴营养液让大树活下来。他们只想以老树增加这个学校的肃穆感和历史感,但即便辛辛苦苦搞成了也无济于事——不久还会有更多的商贩在这里安营扎寨,有许多饭店旅馆之类,各种车辆会响着高音喇叭挤成一团。
再说,有了大楼和大树,有了林荫大道,让屋子爬满青藤,就让人景仰了?不要说做到这些很难,就是千方百计做到了,也不过是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这与大环境的教育力、影响力是分不开的。坏的榜样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以前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让人景仰的人物,就是因为社会风气不同、大环境不同,再加上有大师的身影——人们都敬畏他们、羡慕他们、模仿和学习他们。他们不仅有丰厚的知识,还有知识给予的那种气度和魅力,有风骨,是这些合在一起感召着我们。
现在是物欲统领了一切,人为了所谓的成功会不择手段,在这种情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出现“君子潜伏,小人横行”的局面了。一个环境中,当君子不得不潜伏起来,小人也就通行四方了。于是许多地方早就不是事业的竞赛,而直接就是“小人竞赛”。卑鄙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君子先是愤怒,然后是无言,到最后也只好潜伏起来了。
君子潜伏是为了保存自己。潜伏有时候也是一种“存在”；“缺席”有时候更是一种必需。
野蛮者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这算什么生活?如果总是如此,教育者、师长们,无论怎样设法让自己的学生向往文明、远离野蛮,说到口干舌燥也难以奏效。因为现实才是最好的教育,他们已经无法再相信美好的言词了。
讲到这里,我们心里未免有些过于沉重。
但是我们的道理归结到哪里才好?仍然还是要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人类的韧性,我们一代一代都依靠这韧性生存和奋斗着。因为说到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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