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焜
曾经,我们都会在逢年过节收到长辈分发的红包,里面的钱数额不大,但心里总是很温暖,不光是因为它可以换成一件新衣、一块糖果,还是因为那里面是来自长辈真诚的祝福与关爱。
现在,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到来自各种人群的红包,里面的钱越包越多,但心情却很沉重,不只是因为要还回去更多的钱,更是因为我们被裹挟进了如丝裹茧的人情世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包成了一块秤砣,开始成为衡量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砝码,人情往来,日益加码,多少人叫苦不迭,却无法逃脱。过去的这个春节,各种红包依然漫天飞舞,却无人顾及面子下面的里子正越来越不堪重负。
百变红包
中国的红包文化源远流长。最开始意义比较简单,就是孩子们的压岁(祟)钱。
据有关资料显示,最早的压岁钱可能出现于汉代,当时也叫厌胜钱,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其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财源茂盛”、“一本万利”。
千百年来,红包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意义也不断“延伸”,直到如今被扣上“理财”的帽子。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过年时,孩子们已经开始能够动不动收到两三千元的红包了。到了最后,这些红包大多数都回到了父母的手中。
有的家长很实在,会直接向孩子们说:“别人送你的,我们还得还回去。”红包的数额大了,成为家庭开支的一部分时,人们不得不真的考虑“理财”的问题,收发红包都一样,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
人在“囧”年
2014年,“马上发财”。可红包给人带来的“财”却成为“马上没钱”。
刚刚找到稳定工作一年的李肖莉,在回到安丘老家过年时,见到两个表姐、两个表妹还有一个堂哥的孩子后,辛苦攒了一年的6000元钱,消耗殆尽。“我总得给姥姥、奶奶一点钱吧。”李肖莉说,这红包真不是好给的。虽然想着等自己有孩子了,亲戚们会把这笔钱还回来,但毕竟不是“马上就有钱”。这个年过完,起码两三个月只能过省吃俭用的日子了。
如果你不拿红包,或者红包少了,对方会怎么想?”30岁的马路远在外地企业工作了两年,就当上了副总经理。在家乡人的眼里,那就是开始发高薪了,红包给少了,那肯定是感情不够。没有人会想,一个企业副总收入虽不低,但各种开销也很高,等过年回家时,存款也剩不了多少。
“没有多少也得给,还得给的像模像样。”他说,老婆的工资都让他“消耗”了。其实连他自己都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如果有多年未见的玩伴不给他儿子红包,或者只给几十元钱,那难道不是在敷衍了事么?
年轻人没有存款,拿着要发出去的红包感到入不敷出时,还总是想着这份人情总会有还的时候,红包不过就是一场“借款”。再不行,一些潍坊的年轻人,只能以没有结婚、还在靠“啃老”为由,厚着脸皮不发红包。更有甚者,干脆早回家早离家,称病少出门,中间只见几个最亲近的朋友了事。
红包革命
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到公婆家过年的刘蓓正忙着和婆婆一起准备饺子馅,潍坊的高中同学微信群中跳出了一则“微信新年红包”的信息:“我发给你了一个红包,赶紧去拆!祝: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真很意外,真的是一个‘红包’”。刘蓓笑说,每年收到所谓红包的彩信、邮件等数都数不过来。这回点开红包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有钱的红包:里面有2.02元钱。
刘蓓很是惊喜。虽然钱“少的可怜”,可这个红包令刘蓓觉得很喜庆和温暖。为此,她还专门给发红包的同学打了个电话拜年。谈到红包时,同学怪她太老土,竟然不知道马年都开始兴电子红包了,通过网络支付平台,可以将一些零钱直接发送给朋友的账户里。打开电子“红包”见真金,虽然数额不多,但春节问候、送祝福的效果却圆满达到了。
新形式红包的出现,从某个角度来说,或许就是人们对“红包”这一词语理解的回归:1元、2元或者10元,是我在遥远地域传来的祝福,你接受了、感到幸福了就好。这点钱,你自己都知道不需要再返回来,妥妥地、放心地收着就行。
这是否是“红包界”的一场“革命”?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毕竟,使用红包的机会太多、意义也不是完全相同。除了春节拜年压岁,它还承载了中国人很多的风俗礼仪。面对面给一个沉甸甸的红色大包,意义可能还是与手机上接受一条信息有所不同。
李欣睿今年回家的感觉就非常好。因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牵头,给每个孩子的红包只有20元钱。即便是再有钱,红包超过100元了,老人家们就会“不高兴”。李欣睿说,当然,这个环境还得靠全社会共同创造。因为一到同学家,给同学孩子的红包,她又一口气花了600元,顶上给自己所有亲戚孩子的了。 没有了动辄几千元上万元的酒席和礼品,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庆典理由,能让变得太过沉重的红包真正轻松“飞”起来,“飞”入所有寻常百姓家,真正成为一种祝福,相信大家“马上有钱”的愿望就该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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