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文化家族的出现,是区域经济、文化发达的表征,而某些文化家族致力举业,世代不衰,则与家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探讨傅氏家族举业兴盛的原因。
经济发达是文化兴盛基础
明代大运河畅通后,聊城因邻近运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明代早期,聊城已是运河沿线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入清之后,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山东运河区域商品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聊城城市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商业尤有长足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达是文化事业兴盛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文化发达、科举兴盛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然为文化事业投入更多的财力,从而促进学校教育及其他教育事业的兴盛。经济发达地区富裕家庭和家族相对较多,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中的学龄青年无衣食之忧,能够潜心举业,有更多机会接受名师指导及从事文化信息交流。聊城城市经济的发展,养育了多个举业兴盛的文化家族,都是因科举而兴盛的文化家族。傅氏家族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
聊城商业经济的发达造就养育了这些科举文化家族。
区域文化积累
聊城古为齐之边邑,地近鲁国,受儒家文化浸润,是文化发达的区域。秦汉时期,聊城属东郡,隋唐为博州治所,乃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历宋元至明,仍“盛修诗书之业”,到了清代,依然是“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文风昌盛、士多才俊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与明清时期聊城的区域文化环境也有直接的关系。
清代前中期,大运河是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全国各地的官员、学者、参加科举的儒生等经常往来于运河上,或从南方的杭州及苏州、扬州等地北上京城,或者从京城到达南方各地。他们沿途办理公务、驻足游历、访朋会友、授徒讲学,使聊城的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著名学者及高水平的科举人才。
聊城书院数量多,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达。书院的数量规模,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外在表现,而且,北方的书院大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所以,科举的数量,与书院的数量,特别是书院的教育水准及教职人员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关联。
家族文化传统传承
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才是科举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家族成员取得一定层次的科举成就之后,那么家族其他成员特别是他的后代就会有更多取得科举成就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取得科举成就的家族成员总是力求让他的同宗或后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会将自己积累的成功经验传授给家族其他成员；一方面家族其他成员及其后裔会因为前人取得的科举成就而自豪,并引以为榜样,继续前人的辉煌,这种所谓“马太效应”已经反复为中国文化家族的科举活动所证实,而这种积累的优势正是科举家族得以延续的动因。
清朝入关后的第二年,傅以渐便考中了举人,这是聊城傅氏家族史上的第一个举人,次年,傅以渐又高中状元,状元是科举阶梯中的最高等级,是官方认定的全国文化水平考试的冠军,更何况这是清朝开国的第一位状元!整个清代,傅氏家族一直以此为荣耀。
状元门第的金字招牌,御赐门联的高贵堂皇,将傅氏家族引导上科举入仕轨道,孜孜追求,心无旁骛。明代傅氏家族有不少人经商,他们以商养学,拿钱供养自己的子孙或族人攻读举业。
世世代代“业儒”,“家诗书而户孝友”,这是傅氏家族的特点,是其家族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傅氏家族科举人数多的根本原因。
摘自《聊城傅氏家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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