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山
1979年初冬,苏北老家的大爷来信,说是要来济南看望我们。接到信,我们一家人都高兴得很。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父亲自从抗美援朝回国在济南安家落户后,就回过一次老家,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别说是出生晚的我,就是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也都不知道大爷的模样。我们能在济南团聚真是再好不过了。母亲忙不迭地给大爷收拾新被子,父亲和我们商量着接站的事情。
那个年代,济南的公交车线路少,公交车更少,而且一到晚上九点就都收车了。而大爷乘坐的火车要在晚上11点多到济南,我们家距离火车站至少有5公里,走着回家是说不过去的。如何把大爷接回家成了头等大事。那时候一般单位货车都很少,轿车更是稀罕,有辆破吉普车就不错了。而作为一般家庭,如果有一辆自行车也是让人羡慕不已的。一家人经过一番讨论商量,最后决定,由父亲出面借附近副食店的人力三轮车去接站,姐姐哥哥骑着自行车随后跟着,以方便装载大爷携带的行李包裹什么的。当时人力三轮车也不容易借出来,需要副食店的领导写条批准同意。凭着父亲老革命的资格,三轮车顺利借到了,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无论是父亲还是姐姐哥哥都不会蹬三轮车,年小的我更是如此。在副食店骑三轮车负责送货的邻居王叔知道后毛遂自荐,不费吹灰之力就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们济南的路况十分不好,马路窄不说,坑坑洼洼的地段随处可见,许多污水沟都是阳沟,就在路边也没有棚盖遮挡；而路灯只在个别较为繁华的路段昏明不暗地亮着,许多地段的路灯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的地段连这种摆设都没有。为了不影响接站,那天晚上不到九点,我们就出发了。姐姐哥哥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带路,我和父亲坐在王叔的三轮车上随后。一路上,沿街的人家大多是大门紧闭,时常有昏黄的灯光透过不严实的门窗洒泻出来；大街上行人很少,大家一边不时地相互提醒着别骑进坑洼地沟里,一边兴致盎然地向火车站奔去。副食店的三轮车可能是破旧的原因,骑起来就“吱嘎吱嘎”地叫个不停,还好掉链子。幸亏王叔修车技术好,尽管这样,十来里的路程我们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时的济南火车站在高楼很少的济南是非常气派显赫的。尤其是鹤立鸡群似的塔楼更是巍峨壮观,四面的大钟非常醒目,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清晰地看清时间。我们停靠在那个简陋的出站口门前,不时地仰望一眼大钟,又朝出站口观望,心里又激动又焦急,全然顾不得初冬夜晚寒风的侵袭,同时心里不断地期盼念叨:千万别晚点啊。不知道是火车太少、乘客多还是别的原因,那时火车不正点到站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正点到达,则可能显得奇怪不正常了。
谢天谢地。大爷乘坐的火车只比规定时间晚了不到半个小时。大家群星拱月似地拥着大爷上了三轮车,浩浩荡荡地回家。等进了家门,已经是下半夜的2点钟。忙活了大半宿的王叔也没喝口水,就悄悄地回家了。
前不久,在英雄山文化市场和王叔不期而遇,我们爷儿俩拉了很长时间,我谈起到火车站接我大爷的事,王叔还记忆犹新,说我大爷说的南方话他几乎一句也听不懂。听到我再次感谢他当初的帮忙,王叔大手一挥,“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年轻时的豪爽尽情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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