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对医生还是有约束和警示作用的。”山大二院有关负责人说,通过签署公开承诺书、医患协议书等,该院在解决医生收红包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也有医院管理者认为这种方式不能起到多大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还会增加不少成本。”一家医院的负责人说,尤其像一些大医院,住院量非常大,这样一年算下来纸张消耗还是不小的,“而且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还很难说。”
“签协议书,应该说只是个形式。”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徐凌忠说,这种方式并不是治本之策,要治本还是要加强法制管理,增强医生的自律。
但在徐凌忠看来,这种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随着整个社会反腐的不断推进,相信医疗系统的红包问题也会缓解。”
徐凌忠说,通过这种签署协议的方式,可以起到提醒警示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的作用,“但是要监督落实好,不能流于形式,能发挥多大作用,关键就看落实。”
本报记者 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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