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忠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济南筐市街西首路北,有三辆三轮斗篷车“一”字儿排开,值班守候,等待客人。车主分别姓姚、景、王。那位穿着蓝粗布条格短衫的年轻车夫,便是我家二叔。
原先,他在乡下明水火车站,干“捎脚”这一跑腿的行当,接送下车回家的客人,它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现接力”(挣现钱)。若说起其中的辛苦劳累,二叔总是闷嘴葫芦不吱声,光掉眼泪。还会撸起裤腿让你瞅,两条小腿浮肿,一摁一个窝；大腿两侧凸显两挂盘曲的“蚯蚓”,那样吓人,这是过度劳累留下的标记。有一首民谣唱道:“两根车把一条襻,弯腰拱个骨碌转(木轮车),汗粒子砸得脚面疼,十里路换不来两毛钱……”
在济南老火车站下瑞蚨祥绸布店当账房先生的五爷便对二叔说:你去济南干车夫吧,那活轻快些。“凡是跑腿下死力的活,我都不怵头。”自此,二叔就拜姚、景两位师傅为师哥,成年累月地在街头奔波。
乡下人厚道实在,二叔载人、送货,从不漫天要价挣昧心钱,完全按行市收费。到了终点先把客人送进门,再把物品搬进家。有时客人过意不去,掏出小费,他总是拒收:钱不是土坷垃块,挣来都不容易……
他值班,总是抢两头(早四点、晚九点)他说:“我在乡下起早贪黑地干活惯了,年纪轻受点累没啥。”逢年过节歇班,他总是抢后头,和两位师哥处得跟亲兄热弟一样。
有一年,二叔回乡为我祖父过生日,二婶纳闷地问他:“都是中国人拉中国人,您这一行咋叫洋车夫呢?”只要提起拉车的事,二叔总是乐滋滋地打开话匣子,他慢悠悠地介绍说:“这车三十年前,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俗称洋车。它有两个大轱辘,跑起来稳当,有两根长辕杆,好掌握平衡。”他还说洋车夫有三种:一种是自吃自,车主自己买车自己拉客；第二类是混穷,洋车是从车行租赁来的,要事先和东家打好协议,挣的钱按四六分或对半分；再一类就是拉包车,洋车由拉的主人提供或是拉车人自己准备。包年还是包月,报酬多少,要双方签订合同,包车主要是显示主人阔气的身份。车把、车轮要擦得铮亮、不沾灰尘；车架、车座、车篷要用黄布包裹,显得干净、阔绰。后来人便称为黄包车。坐车人大都地位高、级别高、薪水高,有政府官员、机关职员、公司老板等。那时,有一首歌谣唱道:“黄包车,够漂亮,银灯明,车铃唱,车轱辘飞转刮旋风,车座里舒坦不晃荡,车上坐着阔老爷,车夫喘气拉风箱……”
全国解放后,车夫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洋车都换成了三轮车,坐在车上蹬车省劲,还快捷、卫生。后来,二叔又到共青团路西首路南值班候车。这时,他的粗布衫换成了制服衣,和尚头也留起了“分式头”。二叔在车队里威信挺高,劳动节时还被工会推荐为劳模。
直到1966年盛夏,全国“文革”红卫兵上街破旧立新,不允许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全市近700多人力三轮车绝迹,二叔才改行到黄台造纸厂当了一名纸浆工。日月如梭,光阴如流,眨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其间,我们陆续送走了飞鸽、金鹿和一脚踹的岁月。而今,公交车、自驾车、出租车齐头并进、各显其能,环保、节能各式新颖的电动车又先后过街上路。目睹这一壮观景象,我心灵的屏幕上,依然飞奔着二叔那辈人载着客人踟蹰行进而神情振奋、奋力登车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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