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
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光辉。
1914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下《非留学篇》一文,重新检讨晚清政府的留学政策:“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其误也,在于不务本而逐末。”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老师亚丹先生曾问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无言以对。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不无悲愤地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其实,当时国人已纷纷在为筹设各种性质的大学而努力。中国公学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早期创办人之一姚宏业的说法,中国公学瞄准的是“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所要努力超越的目标是美国的耶鲁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日”。
由于缺乏足够持续的财力支持,中国公学自诞生起便捉襟见肘,经常没米下锅。姚宏业甚至为此蹈江自尽,希望激发国人的关注,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如此状况下,创设大学,自然只能是一种奢望。
此后数年,中国公学一直在时局动荡、经费匮乏、风潮迭起等各种乱象中艰难跋涉。1913年冬,早期三干事之一的王敬芳因不忍见中国公学无端凋零,遂牵头复校,并邀集好友胡汝麟(字石青)成立福中公司,每年拿出两万元,作为中国公学的常款补助,使其得以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即便如此,仍只能先行恢复商科和中学,离大学还有一段距离。
直到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成功地将中国公学由中学“升格”为大学。这是中国公学从艰难草创走向事业振兴的一个重大转折。根据梁启超等人的设想,要把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且要造出“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彩”。
这一时期,中国公学聘请了不少具有国际教育背景的知名学者,如俞颂华、李石岑、杨端六、郭梦良、马寅初、刘秉麟等人,皆是各领域名重一时的不二人选,使得中国公学逐渐在大学阵营里站稳脚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中国公学真正进入“黄金时代”,始于1928年4月胡适出任校长。在副校长杨亮功的全力辅佐下,胡适带领中国公学同人励精图治,自我革新,并继续倡导民主政治氛围的营造,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迅速增加到1300余人,为历年所未有。
胡适执掌时期,也是中国公学最出人才的时期。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等一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年轻人,在吴淞江边的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梦想中的“自由天堂”。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公学自诞生以来,风潮便从未断绝,唯独在胡适执掌期间“学生增至三倍,不曾罢一天的课”。胡适对于中国公学最大的贡献,是还原了大学的本来面目:坚持学术和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据学生罗尔纲回忆,胡适时期的中国公学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后来发生“人权论战”,在与政治力量的角逐中,胡适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性、平和与独立,宁可牺牲一己的私利,不愿放弃内心的坚守与信念。
正因为此,在中国公学遭日军炮火焚毁之后,尽管胡适一直不太赞成校友们的复校努力,但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人在何时,总是不忘强调一点:“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斯人已远,余音绕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公学的诞生与衰亡,有如昙花一现,关于公学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过往,却沉淀在岁月的记忆里,永远闪耀着炫目的光辉。
(本文作者为媒体人,著有《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