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两年前去书店找书,关于茶叶类的书籍非常少,感觉有点落于荒漠的凄凉。毕竟,茶叶是中国的文化符号,研究茶叶的人和成果应是层出不穷才是。一本《茶经》不能通吃中外古今,也不能千秋万代养着我们。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外国。后生斗胆狗尾续貂,也感叹一把:茶叶是中国的,近代之后却少有学者研究茶叶文化。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听我们的老师感叹,在中国研究宋史的学者不如日本多,研究唐史的学者不如欧洲多,研究清史的大陆学者不如台湾多,而研究民国史的学者还不如美国多。数字并不是最准确的评价标准,但至少从一个层面反映出问题的存在。茶叶类书籍贫乏,说明我们对此的漠视和急功近利,这更是茶叶文化走到尽头的悲哀。倒是有几本外国学者写的茶书典籍,如日本学者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山东画报出版社)、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的巨著《茶叶全书》(东方出版社)。要知道正是这些畅销全世界的书籍,夺去了中国本应掌握的话语权,产生了诸如中国不是茶叶原产国之类的讹传,影响了茶叶大国的世界地位。
近些时日又去书店,茶叶类的书籍突然多了起来,可以称之为目不暇接。有点兴奋,一时不知挑选哪本好了。但是定眼看下去,真正的上乘之作实在太少,多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或是俗不可耐故弄玄虚的假大空,浮躁之势甚嚣尘上。在花里胡哨的书架上,在严重失望之时,一本《茶经述评》让我眼前一亮。这是吴觉农先生主编的大作,虽然还是只述不作的注释,虽然该书的第一版在30年以前,然而吴觉农的大名足可证明人们对这位现代茶圣的敬仰,也使人想起了他对中国茶叶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吴觉农(1897-1989)的贡献在于他的开放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这位中国小伙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宋明之后以至清战乱和闭关自守使其失去主导,反被英国、印度甚至日本等国追至绝路。年轻的吴觉农看到了这点,意识到了中国茶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一边为中国的茶叶正名,争取更大的舆论空间,写出了《茶树原产地考》；一边摒弃传统的“古已有之”老子天下第一的盲目自大的陈腐观念,积极引进西方国家对茶叶研究的新观点、新思路。吴觉农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一直从事茶叶知识和培育技术的推广。抗战初期,他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我的评价是:吴觉农一头撞开了将中国茶叶挡在死胡同的那堵南墙,前方豁然开朗。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还好,该书的出版前言并没有忘记吴觉农的贡献,花了很大的力气予以褒奖,令人欣慰。前辈之功,后人不泯,中国的茶叶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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