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与李开先齐名的王昺,可能鲜为人知,但他遍巡大江南北,兴利除弊,力主抗击倭寇,促进边境安宁,青史留名:“操比冰清,颇有政声。”
翟伯成
望族之后,李开先深慕其为人
王昺,字承晦,号杏里先生,黄河镇王家寨人,系相公庄外迁望族王氏之后。“王氏世居邑东南十五里相公庄。有明以来,科甲累累……族姓繁衍,为一村之冠”(《章丘县乡土志·氏族》)。又据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及嘉庆四年(1799)修《王氏家谱》载:王氏祖居登州莱阳,后迁至河北冀县,后为避金兵迁至章丘。历金、元、明三世,至明时已为一邑巨族,显达者累累相望。王昺,于嘉靖二年癸未(1523年)与“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开先一起中进士,初授太常博士,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宦足踏遍大江南北,仕绩卓著,德行炳耀。身后登云南名宦祠,入本邑先贤祠,其德业品望,县志中有详细记载。李开先在《闲居集》中有《王昺传》记其仕绩,还抱病为王昺作墓志铭。明朝嘉靖年间监察御史蔡叆在《洨滨蔡先生文集》中有《忆章丘四友[王杏里、李脉泉、谢少溪、李中麓]》:“杏里林花映脉泉,少溪中麓迥风烟。论心樽酒知何日,一度看云一怅然。”王昺一生大部分时间负监察重任,秉公执法,勤于职守,仁而爱民,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因此常取怨于人。李开先深慕其为人,喻之为“操比冰清”。这是李开先对这位同乡同仕的乡人最高之评价。
曾出积蓄补边饷亏空
王昺任官守法奉公,廉洁勤政。巡按河东(今山西境内)盐课时,积蓄余银十余万两,补还了过去的边饷亏空。边镇饷银还有余者,亦预先解到以防日后之不足。巡按真定(河北保定)时有李姓子,其继母将其父封于室内焚死,诬其子,系狱中十余年未能辨清。昺至细析案情,真相大白,为之平反。似这样负屈含冤王昺救活的有100多人。
明中期少数民族与汉族人错落杂居,王昺巡抚西宁时,却安乐和谐,边境安宁。在陕西时,他一反旧规,裁抑京中太监采办皇室物品银20余万两,防止侵陷,因此得罪了织造太监(明朝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刘清。被削官逮捕入京,幸亏刘清不久因罪被斩,王昺因而获释,转而任嘉湖道巡抚。在湖广麻阳,有兵痞劫掠当地男女老幼400余名,藏匿于舟中,后因怕王昺搜查,遂悉数放还。王昺一一问清遭劫男女之乡贯,供给食物川资使他们返回原籍。
曾力主坚决抗击倭寇
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通称日本海寇为倭寇。王昺因太监刘清案,转任嘉湖道巡抚,“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王昺至嘉兴,见其久无城郭,虑有寇患,力排众议修筑城郭。工程刚告竣工,倭寇即至,因城高池深,一地皆安如泰山,当地百姓始深服其深谋远虑。李开先在其《墓志铭》曾有记载:“工完未几,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众始服其先见矣。”
王昺在福建,还修葺了著名的泉州万安桥。后来王昺设计谋俘获海寇百人,“巡按欲尽释之,公执不可纵之,是召乱也,巡按不听乃今倭害一如其所料”(李开先撰《通议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王公昺合葬墓志铭》)。
明代中后期,倭寇愈纵愈烈,几成猖獗之势,明政府废除总督备倭都司以后,先后在东南沿海添设巡抚、总督、总兵官、参将、兵备副使等官防海御倭,对倭寇派重兵抗击之,力扼倭寇之巢穴,“必以全(胜)争天下”,现在看来,当时王昺是有远见和深谋远虑的。
巡抚云南时,溪涧洞蛮人劫掠猖獗,王昺先声言大举剿灭,然后派人以温言抚慰,山中蛮人于是举部投降。另外,王昺还注重兴修水利,主持开挖治理盘龙江(昆明著名河流),土田多得灌溉之利,百姓房屋庐舍也免除了被水淹没之祸,滇人多感念,爱之如父母,皆赞其美政,誉之为“铜柱”。
留有珍贵画像,其墓志铭尚存
至今,王氏后人家中仍珍藏有王昺遗物若干。一为王昺祠堂木制黑底金字匾额一块,上刻“中丞祠”三字。一为王昺与其夫人之彩色全身画像各一幅。王昺头戴乌纱,身穿红袍,袍上绣獬鹰；夫人头戴凤冠,着红袍,袍上绣百鸟朝凤。二人面容慈祥,栩栩如生。另外还有一幅诗轴,当是王昺离开云南时友人赠作,时间是嘉靖丁巳(1557)五月十五日。轴上书:“中丞杏里王老先生巡抚滇南,故人重远别,落日江流长。黄鹤青山暮,紫岳红雨香。千峰通节鉞,万里肃风霜。回首滇池月,相思好寄将。”落款是“嘉靖丁巳岁五月望日,尊恩书院拜。”此两画像及诗轴,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史料。
王昺墓在章丘黄河镇王家寨村南,旧时墓前有碑,正面书“明故工部侍郎云南巡抚王公讳昺,字承晦,号杏里之墓”,背面刻墓志铭,备叙立碑缘起及经过,曰:“吾王氏,自枣强县迁居济阳,后自济阳县迁于章丘县西北乡王家寨。至十世祖杏李公,由嘉靖癸未进士历官工部侍郎、云南巡抚,家声于此丕振,迄今三百余年,墓前未有碑碣。嘉庆二十三年春,余同族珮璜等,查出杏李公所施地十五亩,觅人耕种,俾作禁田,后为墓前立碑,以垂永久。”从铭文中看,墓前碑碣立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到“光绪十九年又被黄水湮没荡然无存”,直至宣统二年,族人“延坤祖等开始整理支茔祭田租以备储蓄为重行建筑”,民国十二年,中丞祠得以重建,并刊立此碑以兹纪念。今中丞祠在文革中被毁,仅余此碑遗于路旁。
(作者: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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