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陈先生虽然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但是他却热衷于文化事业,尤其是传记文学写作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几年前,我和傅国涌先生去台湾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陈宏正先生请我们吃饭。我这人孤陋寡闻,除了在《胡适研究通讯》上见过“本《通讯》承蒙陈宏正先生予以资助”的谢辞之外,居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台北市闹市区的一个饭店,上了二楼,陈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互致问候以后,我看到这是一位衣着朴素、面容清癯的老者,年龄大概在70岁上下,说话时声音很低,好像与他的名字不大相称。落座以后,他说还有一个人要来,随即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过一会儿来了个女士,陈先生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崔蓉芝女士。”
能够在这里邂逅崔蓉芝,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记得在1985年前后,我在民革山西省委祖国统一办公室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工作不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因此每天上班,我只能靠台湾的《中央日报》和《蒋经国传》来打发时间。这两种读物都是经过特批用外汇买来的,在当时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弥足珍贵。
记得当年的《中央日报》还在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江南命案”的后续报道,因此我对江南的夫人崔蓉芝印象极深。江南的真名叫刘宜良,他原来是《台湾日报》派往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因为发表大量揭露台湾当局的文章,在海外华人圈颇有影响。他撰写的《蒋经国传》美国媒体连载后,因为涉及蒋介石一家的许多隐私,令台湾当局极为震怒。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被人暗杀,所以人们推测这件事是受蒋经国指使。第二年真相大白后,才知道这是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私自雇佣黑社会干的。于是,蒋经国下令逮捕了汪希苓,并撤销了他领导的国防部情报局,另外成立了军事情报局。与此同时,围绕江南命案的审判也开始了。所以我每天上班以后,一边读《蒋经国传》,一边浏览《中央日报》有关这一案件的报道,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有意思的是,就在“江南事件”发生之后,著名报人陆铿因为报导此事,居然与崔蓉芝由相识到相爱,最终结为夫妇。遗憾的是,因为我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单位,所以对这个浪漫的故事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那天晚上我们见到崔蓉芝之后,发现在她“温婉娴淑”(陆铿语)的外表下,似乎很难掩饰内心的悲愁。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陆铿去世还不到一年,她好像还没有从第二次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前一天中午,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茉莉书店淘到一本陆铿的书,还没来得及翻阅,就见到了作者的夫人。
饭局结束以后,我回到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这本书。打开一看,最后一章就是“和崔蓉芝的黄昏之恋”,其中详细介绍了陆崔二人的浪漫故事。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作者在后记中说:早在1978年,香港的朋友就鼓励他写回忆录,他也有此想法,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事一直拖到1996年,“在台湾纺织工业家、柏杨称为‘文化大护法’的陈宏正兄的安排、督促下,才定下心来,回到回忆和悔改上。”他还说:“宏正的美意和不断地查问进度,给我以七八岁时读私塾,老师逼着背书的感觉,有点压力,却有上进的喜乐。”可见若不是陈宏正先生,就不会有这本书问世。
据我所知,陈先生虽然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但是他却热衷于文化事业,尤其是传记文学写作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据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还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曾经邀请李敖前来演讲,还鼓励李从事胡适研究。陈宏正与海外许多文化人都有来往,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自序中说:“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柏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在他视力衰退的时候,除了妻子之外,陈宏正是对他帮助最多的朋友之一,“没有他们,这本回忆录根本不可能开始。”
近年来,陈宏正对大陆的胡适研究也特别关注,其中除了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的《胡适研究通讯》外,还为修缮安徽绩溪的胡适故居筹集款项。另外,唐德刚先生去世前曾经立下遗嘱,要把全部藏书捐给家乡的安徽大学。为此,他的好友陈宏正也以其名义在安徽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所有这些,可能只是其“文化大护法”中的一小部分。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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